摘 要：《窦娥冤》一剧对除窦娥以外的几乎所有人物进行了“丑”化处理，从角色设计层面看，老年一代、中青年一代、官员身份、医生身份都被赋予了与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角色特征。这种审丑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创作观念、手法的进一步成熟，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典范性的影响。
关键词：窦娥冤;审丑意识;角色设计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3
有元一代，民族矛盾尖锐，贪官污吏横行，平民不堪其苦。为揭露黑暗现实，反映民生疾苦，一批有良知的作家开始用文字抨击贪腐，为民发声。关汉卿《窦娥冤》便是其中之一。作品围绕窦娥这一底层形象，透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对现实生活中的丑状进行总括性描绘，并在作品角色设计方面，刻意着笔，塑造出一系列跨越多领域、多阶层、多年龄层次的“丑”的人物角色，全剧除窦娥外，再无一个“美”的角色，这种审丑意识不仅使得作品本身立意丰富，人物性格饱满鲜明，更对后代作家设计“丑”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窦娥冤》的艺术审丑与角色设计
（一）“丑”的老年一代
对于《窦娥冤》中的老年角色——张老儿与蔡婆婆，关汉卿老者为尊的角色设计理念传统，以审丑意识揭露为老不尊的社会现象。
张老儿是个彻底的反面角色。张驴儿向张老儿提议，父子二人双双入了蔡家，张老儿听闻，二话不说，立刻问蔡婆婆：“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在张驴儿谋财的阴谋中，张老儿虽非主谋，但非不阻止儿子的荒诞行为，更是与子同谋，要讨了蔡婆婆为妻，夺了蔡婆婆家业。
在《窦娥冤》中，关汉卿对张老儿这一人物角色设计的定位乃是“孛老”。孛老并非元杂剧角色，而是源于市井的俗语词汇，用来指代身份卑微的老头儿。但即便只是如此底层的老年人，也抓住一切机会欺压相比自己更为弱势的群体。在蔡婆婆家潇洒度日仍不满足，一心等着蔡婆“慢慢里劝转他媳妇”，面对害病的蔡婆，张老儿心切地问儿子：“孩儿，你可曾算我两个的八字，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在这一人物的角色设计上，关汉卿充分运用审丑意识，抓住最底层的人物，以最底层的“丑”揭露整个社会之“丑”。
而蔡婆婆，是一个集正反于一身的矛盾体人物，但其负面色彩更为厚重。蔡婆婆是自私、贪婪的。她自己出场便承认“家中颇有些钱财”，窦天章更是形容蔡婆“广有钱财”。但她还是打起了高利贷的算盘，借贫苦的窦天章本金20两，一年后竟连本带利索要40两。蔡婆婆看中窦天章无力偿还债务的弱势，便打起了窦娥的主意：“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将窦天章逼上了“卖女”的道路。
蔡婆婆亦缺乏贞洁、守节之心。窦天章作为参知政事回乡时，遇见窦娥亡魂申冤，便未明事实便教训窦娥，怎舍了女子的三从四德。可见，女性贞操的观念在当时对整个社会起着强烈的制约作用。蔡婆婆“夫主亡逝已过”，按照贞洁观念，蔡婆婆至死不得再嫁，也不得与其他异性发生任何性关系，否则即为失贞。但蔡婆婆被张驴儿与张老儿从赛卢医手中救下后，非但没有顽强抵抗二人要娶自己与儿媳妇的歹意，更是半推半就回应道：“罢罢罢，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丝毫没有想到当初其夫“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忧心她们母子“鳏寡孤独，无捱无靠”的情义。蔡婆不仅甘心败坏自己的贞洁，甚至三番五次劝解窦娥：“孩儿也，再不要说我了，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
关汉卿对蔡婆这一形象的角色设计，将“丑”的审视范围从老年男性延伸至老年女性。以张老儿与蔡婆为老年形象代表，揭露世风浇薄背景下社会老年群体之“丑”。
（二）“丑”的中青年一代
關汉卿在《窦娥冤》中以审丑意识对中青年一代进行了角色设计，主要为张驴儿与窦天章二人。
从角色设计层面看，张驴儿是作品中唯一的男性青年。但他生性顽劣，正是当时社会上谋财害命、横行霸道的流氓典型。他听说蔡婆婆家尚有一儿媳，便怂恿张老儿：“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自始至终，讨妻的计谋都是张驴儿一人策划，但他自己却不出面，而是躲在张老儿背后，让张老儿去与蔡婆商讨，可见其诡计多端、城府之深。在遭到蔡婆婆反对后，张驴儿又立刻威胁道：“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吧。”
住进蔡家以后，白吃白喝的他仍旧不满足，心生贪婪，觊觎家中钱财，再次以威胁的方式从赛卢医那儿获得毒药。谁知最后竟误打误撞，毒死了自己的父亲。至此，张驴儿仍旧不知悔改，立刻嫁祸窦娥“好也罗！你把我老子药死了，更待干罢！”。他的狼子野心也随即暴露，明示蔡婆：“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他。”又对窦娥放言：“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但窦娥不从，他便将窦娥告了官，贿赂贪官桃杌，最终致使窦娥屈打成招，处以绞刑。可以说，张驴儿是窦娥悲剧命运的直接酿造者。
而另一中年人物窦天章，虽不曾做什么有违公义、伤天害理之事，但其作为一个父亲，却是“丑”的化身。窦天章在无力偿还债款，又缺少上京赴考的盘缠时，像卖身一般将端云“卖”与蔡婆婆，便“一径上朝应举去了”，“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中间“十六年光景”，不曾细细寻找窦娥，不知女儿枉死。
（三）“丑”化美的职业
关汉卿在对《窦娥冤》人物角色进行设计时，其审丑意识不仅覆盖社会多个年龄层次，也对原本特殊的、美的职业进行了“丑”的审视，以此体现时代之“丑”，最典型的就是对医生与官员两种职业的“丑化”。
赛卢医，开场即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角色称谓的设计上，关汉卿就对赛卢医之“丑”进行了铺垫，以反语讥讽其医术与医德。赛卢医穿梭于《窦娥冤》的故事始末，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丑”却伴随着他的每次现身。他以医生的身份出场，一出场便寻索着要勒死前来讨债的蔡婆婆，“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甚么？我随身带的有绳子。兀那婆婆，谁唤你哩？”第二次出场时，他在张驴儿的威胁下卖了毒药给张驴儿，间接成为了张驴儿杀人计划的帮凶。为医者，“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关汉卿主观上想通过对赛卢医这一任务形象的刻画，真实反应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1]，反应社会之“丑”。
而剧中地方官员桃杌更是昏庸至极，以官位谋取私利，“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桃杌一见张驴儿便跪在了他面前，声称“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面对张驴儿的胡诌与窦娥的辩屈，桃杌不分青红皂白，宣称“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对窦娥施加棍棒。见窦娥受棒打后仍旧不认罪，竟想要向蔡婆婆施加棍棒，逼得窦娥自诬认罪。桃杌这一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官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直接相背，其“丑”昭然若揭。
二、《窦娥冤》审丑意识之缘起
通过分析可见：《窦娥冤》在角色设计方面，着意于以“丑”衬美，以一“丑”而寓诸“丑”，文学“审丑意识”非常明显。这一意识的产生，与文学创作受众、主流文学形式以及俗文学创作主体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元代之前，雅文学长期居于正宗文学的地位，文学体裁以诗歌、散文为主，文学主导权掌握在官僚、士人、贵族手中。其意象与追求均为雅正、高尚之作，而非丑与恶。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主要流行于底层民众之间。受“雅”文学的影响，底层民众对于通俗文学的审美判断也停留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层面;而底层文人为满足受众需求，也因其自身创作能力的有限，其创作主旨大多停留在表现主人公人性的闪光点上。例如，《窦娥冤》一剧由《东海孝妇》发展而来，但两者主旨完全不同。《东海孝妇》着重表现的是主人公周青之“孝”，其次要人物形象亦多为“美”的形象，诸如怜惜儿媳、为了不给儿媳增添负担而上吊的婆婆，为孝妇抱不平、与太守争辩的正直狱吏于公，以及知错即改的太守等人。这些人物形象或不完美，但均为“美”的代表。
至元代，通俗文学勃兴，大有成为文坛主流之势。相比于雅文学之雍容雅正，俗文学并不刻意求“雅”，这使得“丑”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样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同时，俗文学在创作上更强调反应社会、描绘现实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元代，蒙古贵族与地方官吏勾结为伍，底层人民在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下苦不堪言，冤假错案数不胜数，“丑”的社会形象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元代长期废除科举制，文人地位发生急剧变化。文人阶层开始关注到底层人民生活，包括关汉卿在内的一部分优秀文人也参与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之中，对小说、戏曲等进行加工、创作，为通俗文学的创作注入崭新的创作观念与创作手法。关汉卿关心民情，洞察现实，对朝政极为不满，也深感人民受压迫、苦害之深，对社会不公与罪恶满盈等“丑”的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从审丑的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设计，以此揭露社会黑暗，控訴与否定封建政治。
三、《窦娥冤》审丑意识的文学史价值
（一）标志着俗文学创作观念、手法的进一步成熟
追溯文学史，中国文学向来以雅文学为文学主流与正统，文人士大夫亦以“诗言志”、“诗缘情”为文学追求，在写作手法上，诗主抒情，文以议论;而叙事文体则发展缓慢，小说自唐代才进入成熟时期，戏剧至宋金时期才进入兴盛状态。雅文学的主流地位也直至元明清三代才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中国文学转入俗文学兴盛时代[2]。自此，不少优秀文学家开始大量创作俗文学，例如《唐传奇》、《宋元话本》中便收录了不少短篇小说，诸如《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等。作品记载了大量人间世态，其人物遍布各个阶层。但不论是爱情类、历史类还是侠义类作品，对“雅”的追求仍是文人潜意识层面的审美判断，作品人物角色的设计多以“正”、“美”为主。而《窦娥冤》一剧充斥大量丑角，审丑意识极其明显，此举既是对雅文学所主导的文学传统的突破，也是中国戏曲自身创作观念成熟的直接体现。
（二）对后世文学的典范作用
1.继续丑化“美”的职业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对蔡婆婆、张老儿“丑”的揭露，一反中国文化老者即尊、即德的传统。而在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向度上，医者，仁心苏万物;官者，清廉断是非。但关汉卿对桃杌以及赛卢医的角色设计，亦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善良形象。因此，就剧作本身而言，作品在形象塑造、角色设计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典范作用。如“赛卢医”的成功塑造，使得“赛卢医”成为后来文人塑造庸医、利用医术谋财害命者的代名词，为其他剧作家所沿用。元孟汉卿所作杂剧《张鼎智勘魔合罗》一折中写道：“李文道道貌岸然上诗云：‘自家李文道便是，开着生药铺，人顺口都叫我赛卢医。’”[3]。《魔合罗》中的赛卢医杀害兄长、霸占嫂子，其品行、结局都与《窦娥冤》中的赛卢医极为相似。
2.审丑意识的深化
关汉卿塑造了张老儿、赛卢医等大量反面形象，但《窦娥冤》主人公窦娥仍旧是恪守妇道与孝道却命途多舛的美的女性形象。尽管如此，其强烈的审丑意识却已经深深影响了后代文学，推动了审丑意识的不断深化。
如《金瓶梅》则是一部完全以反面形象为主体的作品。《金瓶梅》中不仅有为追求欲望、荒淫无度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一系列生存在欲望帝国的“丑”的形象，而男主角西门庆则是一个“丑”陋至极的形象。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揉牌道字，无不通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怕他。”西门庆的出场便将他“丑”的形象展露无遗，他贪财、好色又玩权，终其一生，“丑”行不断。这一角色的设计，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学以“正”面人物为主角的传统思维;而小说众角色的集体“丑”化，则更表明中国文学审丑文化走向巅峰。
可以说，中国文学自觉化的审丑意识起自《窦娥冤》，关汉卿在《窦娥冤》中的角色设计意识与技巧，皆以“丑”为主，这种审美判断与追求对整个中国文学在审美认知与写作技法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注释：
[1]朱伟华.结构时代我们如何建构戏剧[J].戏剧文学，2004，（02）：45.
[2]杨世明.论中国文学中的“雅”、“俗”关系及其他[J].达县高等师专学报，2003（3）：52.
[3]明藏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