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重庆是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这些党派在推进抗战救国、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内战、促进和平建国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活动具有从秘密到公开、以秘密活动为主，以建言献策、舆论监督为主要武器，以时事座谈会、走访、会餐、茶话会等为主要活动方式，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等特点。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主党派；重庆；活动特点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4-0060-06
我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有4个发祥于重庆，即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和九三学社。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的中央机构也曾迁到重庆。这些党派在推进抗战救国、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内战、促进和平建国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从秘密到公开、以秘密活动为主，以建言献策、舆论监督为主要武器，以时事座谈会、走访、会餐、茶话会等为主要活动方式，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等特点。
一、从秘密到公开，以秘密活动为主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些许诺，不再剿共并给予中小党派一定的活动自由。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没有根本改变，也没有从法律法令上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相反，国民党中央宣传机构仍然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国民党虽然设置了国民参政会，并聘请了共产党和中小党派成员为参政员，但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出席国民参政会，而只允许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席，其实质是否认各党派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毛泽东回顾说：“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1] 因此，除国民党以外，其他政党并未得到合法承认，各党派只能以秘密活动为主。
（一）民盟的成立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的过程
1939年11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中小党派负责人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在重庆酝酿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取得国民党方面的谅解和认可，梁漱溟代表统一建国同志会与蒋介石见面，详细说明该会不是政党，只是想以此形成一股力量促进全国各党派团结。但随着蒋介石加强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小党派感到生存受到威胁，必须筹建新的政治组织加强团结联合。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由于担心组织公开时蒋介石发难，只好让发起人之一的救国会“主动”退出组织。救国会参加同盟，还是在同盟组织公开后的1942年。同盟秘密成立不久，蒋介石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公开警告“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之上的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并责令张群督查此事。同盟于是决定派梁漱溟远赴香港办报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1941年9月梁漱溟在香港创刊同盟机关报《光明报》，10月10日刊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同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知道了同盟的成立。国民党当局对同盟宣告成立惶恐不安，一方面严令国民党各级报刊不得发表任何与之相关的消息和评论，另一方面鼓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发动在港的国民党报纸围剿《光明报》，并让正在香港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谈话，称重庆根本没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组织，梁漱溟不过是在香港招摇撞骗。眼看《光明报》信誉和生存都面临挑战，同盟中央常委研究决定，借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机在重庆公开宣告同盟成立。1941年11月16日，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做东举行茶会，招待参政员50余人。张澜等在会上说明了同盟的成立经过和组织状况，强调同盟是一个各党派联合的团体，其宗旨在于促进民主宪政，加强抗战力量，挽救民族危亡。由于茶会后第二天就是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日期，蒋介石为了支撑民主面子，只得任由茶会召开。通过这次茶会，同盟终于从秘密走向公开。
（二）民联、民建、九三学社经历了从社会团体活动秘密发展成员到建立组织的过程
民联的成员，最初主要是从参加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成员中发展的。座谈会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进步分子发起，以后的座谈会由第一次参会人员分别带人参加，并对其所带人员负政治责任，严禁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及出卖朋友的人混入。参与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以及柳亚子等人，因为目标明显不便公开出面，后来一直未出席座谈会。但座谈会的组织者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汇报情况并请其指导。民建成员最初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如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等；二是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的成员，如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徐崇林、林继庸、李烛尘等；三是救国会中的成员，如章乃器、施复亮等。九三学社的成员主要来源于梁希、金善宝等发起的自然科学座谈会，以及许德珩、潘菽、梁希等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民建、九三学社是秘密成立、会后公开，而民联成立后仍然采取组织公开、负责人不公开的策略。为安全起见，民联成立的地点选在特园，大会的文件交给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印刷。
（三）各民主党派的活动遭到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
国民党总是想方设法瓦解各中小党派。如1939年夏，第三党执委丘哲到重庆，陈诚设家宴招待，劝丘哲“识时务为俊杰”，脱离第三党，被丘哲拒绝。陈立夫接连三次到罗家湾拜访章伯钧，要他参加政府担任部长，但要解散第三党，也被章伯钧拒绝。民盟、九三学社等党派公开后，也遭到国民党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如九三学社公开后，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亲笔写信劝说在《成立宣言》上签名的著名林学家梁希，希望他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复信道：“宣言上名字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劝说无效，陈、朱又派人以高官厚禄相许征询梁希愿否出任农林部长。梁答：“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大事，岂不耽误大事！”利诱未遂，陈、朱恼羞成怒，派特务以真枪实弹相胁迫。梁希怒斥道：“名已签了，怎好反悔！”有人劝梁希托病休养，暂避一时，梁希断然谢绝，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这表现了民主志士的浩然正气。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悉此事后，便指示地下党的同志保护梁希。
二、以建言献策、舆论监督为主要武器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力量较弱，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成员也较少，民联只有50多名成员，民盟成员最多，也仅3000多名。但民主党派成员许多是政治家、企业家和大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重大社会影响力。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以及斗争需要，以建言献策、社会舆论监督为主要武器，在团结抗战、推进民主、协调国共争端、推动和平民主建国和促进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建言献策
当时，国民参政会是民主党派最重要的参政平台。在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中，青年党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常乃惠，国社党有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梁实秋，第三党有章伯钧，救国会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职教派有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乡建派有梁漱溟、晏阳初，此外民盟还有张澜、光升、张东荪、傅斯年，民建有黄炎培、胡子昂、李烛尘，九三学社有褚辅成、许德珩，民革有谭平山、欧元怀、陈豹隐等。他们虽然不能以党派提案形式提出建议，但能够以参政员提案联署形式来反映党派的主张、意见或建议。在重庆召开的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除了在抗日救国、民主宪政、和平建国等方面建言献策外，还在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当时国民党一方面要坚持一党专政，独占国家政权；一方面又要标榜民主，代表民意。因此，国民党当局对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提案，虽然在军事、政治、行政方面极少采用，但在财政、经济、教育、文化方面却常有采纳。
民主党派人士不仅提出建议，还参与提案的落实。如1939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设置川康期成会及视察团案》获得通过后，即成立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国民参政会中，民主党派参政员不到10%，而在川康建设期成会29名成员中，就有张澜、陈豹隐、李璜、曾琦、余家菊、黄炎培、冷遹、梁漱溟、晏阳初、章伯钧、褚辅成等11人，且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褚辅成、黄炎培、张澜分任五个小组中三个小组的组长。期成会组织视察团对川康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后，编成90余万字的《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在此基础上制成《川康建设方案》。“凡所提出之问题，悉由实地视察所发现。凡所主张之方法，悉本事实所要求。”方案提付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交予政府付诸实施。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川康建设方案虽然大部分没有落到实处，但得到了当时各方高度重视，部分举措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对川康地区的建设意义重大。
（二）积极借助舆论力量扩大政治影响
借助舆论力量反对国民党投降倾向，协调国共矛盾，争取和平民主建国，是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途径。影响社会舆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发出通电、发表声明、公开演讲、召开集会等等。对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而言，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创办报刊杂志是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方式。正如毛泽东为鼓励许德珩等把九三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党所说的那样：“即使人数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不是也起很大的作用吗？”[2]
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办了不少报刊杂志。1938年，黄炎培将《救国通讯》从上海迁往重庆，改名为《国讯》，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与江恒源、叶圣陶、杨卫玉、孙起孟等组成编委会，孙起孟任总编辑，始终不渝地宣传抗日。到了1945年，在重庆有影响的期刊已达四十余家，如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民盟总部机关刊《民宪》，民社党机关刊《再生》，民建机关报《平民》《民讯》，民联机关刊物《民联》等。1945年4月，黄炎培、张志让、章伯钧、叶圣陶等发起组织重庆杂志界联谊会。1946年2月，民盟在重庆又创办机关报《民主报》，主要反映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治主张，声援和响应中共提出的各种政治号召，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与《新华日报》被誉为国统区两大火炬，在坚持反内战、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党派人士不仅自己创办报刊杂志宣传政治主张，也在共产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华日报》开辟了《友声》专栏，让更多的民主人士有说话的地方。当时，经常给《友声》写文章或发表访问记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沈雁冰、邓初民、黄炎培、马寅初、许德珩、舒舍予、翦伯赞、侯外庐、张申府、张西曼、潘菽、梁希等。
民主党派人士在出版界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民盟的张静庐就是中国著名出版家。卢沟桥事变后，他到了重庆，在迁到重庆的上海杂志公司总管理处任总经理，出版了一系列抗日书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43年，他联合“生活”“读书”“新知”等28家出版社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后，周恩来把这位享有盛名的出版家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张静庐说：“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贵出版社出版的书，你的影响还挺大的嘛，希望你以后继续多出书，出好书。”
三、以时事座谈会、走访、会餐、转转会、茶话会等为主要活动方式
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为安全起见，民主党派的活动主要通过座谈会、走访、会餐、转转会、茶话会等方式进行。
（一）民盟以特园为活动大本营
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私人公馆，位于上清寺的小山头上，由十几栋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结合的楼房以及庭院、花园组成，因鲜英字“特生”而取名“特园”。鲜英乃民盟盟员，军人出身，曾任刘湘部10师师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南充第11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曾筹资兴办惠民兵工厂、复兴面粉厂、《新蜀报》。鲜英追求民主自由，为人古道热肠，待人接物优礼有加，同学朋友遍及军商学各界，因此特园贵客盈门、车水马龙，是民主人士时常聚会的中心。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50多位中共人士都曾是特园的嘉宾，黄炎培、沈钧儒等100余位社会知名人士都曾以特园为开展民主运动的大本营，张澜、梁漱溟、冯玉祥等长驻特园，孙科、于右任、柳亚子、潘文华、刘文辉等国民党方面的要员、地方实力派也是特园的座上宾。
（二）民联活动常以座谈会、宴会、集会等方式进行
民联举办的第一次“民主同志座谈会”是在重庆轮船航运公司举行的，以后往往利用个人关系，借用公司、银行、商号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私人住宅开展时事座谈活动。民联没有建立小组和支部，会员主要通过参加座谈会进行联系。座谈会以讨论时事和民联的方针任务，以及布置一般性工作任务等为内容。民联还利用个人名义，以集会、宴会等方式公开活动。如1946年民联在重庆公开举行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14周年盛大宴会。宴会由民联主要负责人、原淞沪抗战沪宁卫戍司令陈铭枢以个人名义邀请，包括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外国记者等共100余人出席。宴会上，孙科、冯玉样、张治中、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胡政之、邵力子、左舜生、李德全等人分别讲话，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席间，代表们相互祝福，气氛融洽，促进了民联与各党各派进步人士的往来，营造了民联与其他进步人士大团结的良好氛围。
（三）民建活动多以聚餐会、茶会等方式进行
民建筹备过程中的酝酿和串联，往往借“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茶会”等名义进行，要么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家中举行，要么借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大厦等办公场地举行。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隆重举行成立大会。17日，民建的成立消息见诸《大公报》《新华日报》。1946年1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民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即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各界人士140多人。会上，民建在民主党派中正式露面，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向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初步意见。
（四）九三学社的酝酿是从座谈会、家中聚餐开始的
九三学社发源之初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地点不固定，多半以座谈会、聚餐等形式进行。后来，在重庆的一些进步科学工作者，经常聚集在许德珩家或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处漫谈时事，各抒己见，交换看法。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萌生的。在中共南方局的促成下，原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合并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九三座谈会每月不定期举行，次数不定。随着形势的发展，成立正式组织的时机日渐成熟。1946 年5月4日，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基础，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成立。
四、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
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坚持一党独裁制，处心积虑剿灭共产党，民主党派处在国共之间的“中间地位”也时时受到国民党的打压。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及民主党派自身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成为天然的同盟军。
（一）中共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底，中共派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与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先后抵达重庆。中共在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作陆军新编第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并于1939年1月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中共在中国南部广大地区、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工作，以及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为争取民主党派，南方局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
（二）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给予了充分的帮助支持
1941年夏，在南方局的关怀领导下，经过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参加的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自成立伊始，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处处同共产党紧密配合。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小民革在组织上向文化界扩展。它的不少成员后来成为民联等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
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从酝酿到成立，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南方局的直接帮助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支持。如“三党三派”为争取生存，意图加强团结联合成立新政治组织时，周恩来、董必武对此表达了“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之意。民盟建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去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民盟为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周恩来大力支持，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4000港币的资助。在民联的筹建过程中，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王炳南、许涤新、熊瑾等人给予了帮助和支持。民联成立时，为安全起见，大会文件都交给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印刷。民建建立以前，南方局就十分关心和支持工商界人士成立的军布联谊社、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并联络和结交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南方局积极支持参与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的星五聚餐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小工业联合会的活动，支持他们的斗争，维护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在1944—1945年，南方局多次举办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九三学社经历了从漫谈时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这一组织建立过程。1939年春，周恩来指示潘梓年出面联系科技界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启发鼓舞、指导支持下，先后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当天，《新华日报》刊登了九三学社成立过程和相关文件，扩大了九三学社的社会影响。
（三）中共与民主党派形成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共与民主党派在政治斗争中相互配合、患难与共，最终使民主党派走上了接受中共领导的道路。南方局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平台，采用联合提案、参加连署、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案、事前征求意见等方法，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各民主党派成立过程中，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与民主人士接触，不辞辛劳地出席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召开的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民主人士的来访，参加他们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向他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的各项民主政策，启发他们认清形势，积极扶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联合，帮助民主党派克服动摇性。民主党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中共形成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最终公开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28.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694-697.
责任编辑：杨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