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是我国民主党派组织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著述丰厚。本文总结了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对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范围对象及相关概念、民主党派的形成与发展、民主党派的主要活动、民主党派同国共两党的关系、民主党派的组织状况及其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作了简要概述。
关键词：民主党派史；抗战时期；研究概述
中图分类号：D665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57-04
抗战时期是我国民主党派组织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8个民主党派中就有4个诞生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庆。认真总结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历史，对于我们传承多党合作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史研究状况做了概述。
一、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民主党派史的研究逐步摆脱“左”的影响和束缚，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关民主党派历史、党派代表人物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更加深入，研究的视角更加宽容和理性，逐步弄清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一批重要历史人物重新给予了更客观的评价。民主党派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业已确立，专业研究人员队伍也已初步形成。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先后公开出版了大量有关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书籍。专著类的有张军民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邱钱牧、姜平分别撰写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窦爱芝编著的《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旭、党德信著的《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等。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情人撰写的大量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公开出版。如黄炎培的《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
（二）新世纪民主党派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视角更加宽广和理性。不少作者从更客观的视角，对民主党派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所著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出版），就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现状分析入手，剖析处于国共两大政党之间之第三种力量（其核心为中间党派）的存在状况。
进入新世纪后，公开出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物相关传记更是大量涌现。如姜平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民盟历史文献年谱系列）》（群言出版社2009年出版）；麻星甫编的《楚图南年谱》（群言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这些历史人物传记为我们深入开展民主党派历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二、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的范围对象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研究范围和对象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研究现存的8个民主党派的历史。这些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促）、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致公党）、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二是研究11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即除了现存的8个民主党派以外，还增加了在建国后并入其它民主党派或结束组织活动的3个民主党派。它们是：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是研究12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第二种情况中谈及的11个民主党派再增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四是研究18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即除前3种情况涉及的12个党派外，还增加了6个民主党派，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1946年改为民社党）。
上述4种研究范围中，前3种情况差别不很大，差距较大的是前三种与第四种。第四种多出的6个民主党派或是历史较复杂，或是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没有被前三种情况的研究者列入民主党派的研究范圍之内。比如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历史上曾经是反动的党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们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抗日，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组成单位，加入了民主党派的行列[1]。不少学者认为，只有研究18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全貌。
除以上18个党派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的民主运动中，实际是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只是以无党无派的面貌出现。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界别参加的。周恩来说：“他们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 [2]。
（二）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相关概念辨析
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与民主党派相近的概念主要有中间势力、第三种力量、中间党派等。这些概念和提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划分的标准不同，有其相近之处，但又不尽相同，难免产生模糊和混淆。
1.中间势力。中间势力又称中间力量，抗战时期毛泽东曾经对此做出界定。他认为中间势力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介于顽固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主要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七类。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派，能否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3]。因此，中间势力泛指国共两党之间的其他阶级、阶层和党派的总和。
2.第三种力量。这是学者闻黎明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4]，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政治空间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广泛的集团、群体和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和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与国共两党都有一定的距离。总体上看，他们基本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人数虽然有限，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却十分活跃，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智慧阶层的思维。第三种力量的提法较中间势力的范围更加宽泛。
3.中间党派。这是指民主革命时期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其他党派，他们自称为中间势力或第三方面的代表，在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往往以中间立场的姿态出现。主要包括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右翼、第三党、民社党、青年党、救国会，以及后来的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建国会。
民主党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主党派是指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产生的，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党和政治派别。狭义的民主党派，是194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的“对于1948年5月l日以前，即我党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斗争上多少尽了一点力的”即为民主党派。狭义的民主党派亦是指中国现有8大民主党派。
由此可见，民主党派与中间党派是有明显区别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中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广义上使用。
三、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历史的相关理论研究
（一）抗日战争与民主党派的形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促进了民主党派的形成和发展。根据当时中联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中国党派》一书介绍，抗战时期的中国的105个党派，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抗战前就存在的党派或团体。如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职教派等。抗战前在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局面下，他们并没有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有些反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打压。但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参政会吸纳了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参与咨询或建议，变相承认了这些中小党派的合法地位，促进了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发展。
第二种为抗战期间产生的党派。他们有的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一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壮大自身力量，1941年三党三派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3年国民党民主派蕴酿发起了“民主同志座谈会”，继而发展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民革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44年下半年，在联合政府运动中，一些迷茫的知识分子从漫谈时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1946年“九三学社”的正式建立。
第三种为抗战胜利后产生的民主党派。如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时，饱受官僚资本掠夺的民族工商业者积极追求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1945年12月，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二）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的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尽管不尽相同，但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要求政治民主等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其抗日主张的主要内容是：1.对日积极抵抗，反对中途妥协。2.实行全民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3.取消一党专政，建立国防政府。4.呼吁国内团结，政党合作，共同救国。5.外交上加强同各民主国家合作、共同抗日。
在民主的问题上，民主党派的主张是：1.实行民主政治。2.结束党治，实施宪政。3.普遍成立民意机关，加紧推行地方自治，争取各党派平等合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5]。民盟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才能取得抗战胜利并在抗战胜利后防止分裂，走上和平建国之路。当然，中间党派要求建立的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既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家，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在团结问题上，民主党派认为，实现民族抗日，必须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又不赞成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武装自卫。他们反对内战，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摩擦面前，他们中大多数人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也有些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笼统地反对国共之间的战争，不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认为解决团结问题的关键，一在“泯猜疑”，二在“立恕道”，主张各党派互让之精神，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奠共信之基础，进而调整党派关系，加强团结。
在抗日的领导权问题上，民主党派的态度有一个转变与发展的过程。在抗战初期，他们一致把领导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主张“国权统一”，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抗日。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集中地反映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表明了民主党派不满国民党排斥异己的做法，要求摆脱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控制。抗战后期，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了更进一步的否定，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在抗日武装问题上，民主党派要求“还军于国”、“军队国家化”，认为军队由党派控制是阻碍国家统一的祸根。这种“军队国家化”的主张，看起来似乎是中间立场，不涉及国共在武装问题上的斗争，但实际上则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在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实现之前，强调军队属于国家，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掌握武装。如果当时共产党交出军队，只能是交给处于执政地位、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政府。军队交给国家并真正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来掌握，只有在政治民主化实现以后才有可能。所以，民主党派的军队国家化主张，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6]。
（三）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
部分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表现在四个方面[7]。一是奋起宣传抗战，掀起救亡浪潮。二是拥护全面抗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是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表现中华民族气节与精神。四是开展敌后民主运动，推动抗战胜利。
关于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抗日活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主党派一直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8]。
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积极开展活动。有论者指出：民主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合法、公开的舆论阵地，为争取民主权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民主党派的积极意义在于[9]，符合民主党派一直以来的希望；使得民主党派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地位，得到参政、议政的法律依据；为各民主党派调解国内矛盾、自身集结发展、推动国家政治建设和实践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国民参政会成立后，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阵地，要求国民政府制定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办法[10]。
在大后方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中，民主党派参加并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而民主运动又促进了民主党派的发展。有论者指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推动了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组织发展。民主人士在民主运动中经常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座谈会等活动，共商救国大计，增强了相互的联系和团结。因此，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先后酝酿或成立，并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生力军作用。
抗战后期民主党派参与了国共矛盾的调解。抗战爆发后，国共虽实现了合作，但矛盾冲突却不断。国民参政会成立后，黄炎培等以其为依托，对国共争端进行了调解。黄炎培等中间派参政员在抗战前期的努力虽未能消除国共的根本分歧，但缓冲了国共冲突，维持了合作抗日的大局[11]。
（四）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同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
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要求“团结、抗战、民主”的政治主張与共产党基本一致，因而得到了后者的支持与帮助。相反，他们反对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改革的主张，却为国民党所不容，因而遭到后者的压制。因此，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的亲疏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抗战初期，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后来，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排斥异己的方针，一再玩弄宪政骗局，客观促使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抗战后期，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实行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增进团结的先决条件。当中共发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后，几乎得到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和拥护，并断然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12]。
有学者认为[13]，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核心，是介于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由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党派、团体及个人集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性力量。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第三种力量与国共双方互有制约作用。两次宪政运动的发动与有限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国民党的让步。中共参加第二次宪政运动及在联合政府建议中，将同盟与无党无派代表作为单独一方，同样体现了中共政策的調整。而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未能实现初衷这一结果，则反映出第三种力量也不能不受到国共斗争的限制。
有的学者分析说，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在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同情，看到了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因而，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越来越好。虽然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同共产党还有差别，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动员民众，做好反攻准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
（五）民主党派的组织状况
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民主同盟（含三派三党，即救国会派、职教社派、乡建派、第三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中国致公党、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等。这期间，有的民主党派只能算一种政治派别，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的则只能算作政治派别，如乡村建设派。
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分散走向合作。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一致认为，为了改变势孤力单的状况共同对付国民党压迫，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团结抗战，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形成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是完全必要的。为此，1939年11月，三党三派及其领导人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实现了各中间党派的初步联合。“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为中间党派初步结合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了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5]
有的学者认为，民主党派的发展是通过“有党有派”与“无党无派”两种途径获得的。有党有派的发展是指统一建国同志会与同盟组织的自身发展。无党无派的发展是第三种力量壮大的另一个显著方面。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他们的大多数人受“君子群而不党”影响很深，长期以来一直视国共斗争为权力之争，习惯从超脱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关心国家前途。但残酷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产生思想转折，积极投入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民族工商业者走向组党结社亦是如此。
抗战中的民主党派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16]，其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是个复杂的、不稳定的、软弱的阶级，其不同的代表人物和派别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六）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重要贡献
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有四方面[17]。一是坚持抗战立场，拥护抗战国策，主张全民抗战和全面抗战。二是坚持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起民主宪政运动。三是维护团结，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努力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8]。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抗日主张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抗击。再次，对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给以有力声讨。最后，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和独裁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揭露和斗争。并认为民主党派能够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在于[18]：首先，民主党派是具有坚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立场的政党。其次，能够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指导，积极与共产党团结合作，这是由民主党派的自身状况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决定的。民主党派提出的反帝爱国、争取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与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再次，正确处理了反帝爱国斗争与争取民主斗争的关系。最后，为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需要，能够不失时机地发展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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