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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流变

时间:2023-05-19 14:15:04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河南文学在当代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豫军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支劲旅。当代河南文学大致经历了以下的发展流变: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束,河南的文学队伍初具规模,各类文学创作成果显著,但也存在着作品公式化、政治教化的局限性;80年代,文学大奖频频花落中原,文学豫军阵容已相当严整,并日益为全国文坛所关注;90年代以后的河南文坛佳作层出不穷,取得了优于任何时期的骄人成绩。

关键词:文学豫军;发展流变;自我观照;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26-03

河南文学是指以河南籍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区域文学,这些作家时下被称为“文学豫军”。从新文学发端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河南虽然也出现了不少文学才子,如徐玉诺、师陀、曹靖华、冯沅君、姚雪垠、丰村、刘知侠、李季、苏金伞等人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等领域脱颖而出,但却仅以个体形态活跃于文坛,还没有形成带有河南地域特色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新中国成立后,河南作家的阵容才日益壮大,河南文学创作的势头渐旺,在当代文坛上所占的地位也日趋重要。本文就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轨迹作以梳理,以期观照它在当代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河南的文学队伍初具规模,各类文学创作成果显著,但也存在着作品公式化、政治教化的局限性。

这一时期,就文体而言,小说成就最大。具体而言,短篇小说影响最大,长篇小说数量很少,中篇小说几乎是空白。小说创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李准。1953年,他的《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日报》发表,全国40余家报刊争相转载,李准也因此一鸣惊人。其后的《李双双小传》也引起了轰动,成为李准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李准在电影文学剧本方面也是佳作不断,《老兵新传》、《李双双》引起轰动,获“百花奖”;《小康人家》、《龙马精神》也深受好评。李准的许多小说都被他搬上银幕,其影响力快速渗透到大众层面,他由此成为当时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在全国文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作家。但过分重视创作配合政治运动,也使李准有些作品带有阐释某种政策观念的痕迹。不过李准往往能把政治色彩很强的主题渗透到人情味很浓的家庭生活场景之中,运用河南味十足的民间生活风情,稀释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特点使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保持一定的生命力。

其次,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戏剧文学。由杨春兰等人改编和移植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花木兰》等,为豫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塑造英雄人物树立了典范。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朝阳沟》、《李双双》、《瘦马记》、《人欢马叫》等一批反映农村新生活、表现农民新精神的豫剧精品脱颖而出并迅速地家喻户晓,开拓了河南剧坛的新局面。这些戏剧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当下仍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剧目。随着河南卫视《梨园春》节目的走红,举国上下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豫剧热,上述剧目中的豫剧选段频频成为参赛选手的首选唱段。

在散文和报告文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穆青等人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谁是最可爱的人》脱稿后在《人民日报》头版隆重推出,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也推动了后方人民的支前活动。自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为志愿军的代称。经过半个世纪的过滤和沉淀,《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文学或者在当代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国人也因此记住了河南作家魏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焦裕禄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拍成电影的《焦裕禄》,1991年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几十年来,人民对这个心中只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的好干部永远怀念。

诗歌的篇数很多,但叙事诗比较少,而颂歌体的抒情诗数量颇多。早已闻名于现代诗坛的苏金伞,在新时代又奉献出诗坛名篇——《三黑和土地》。这首诗反映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后的鲜活生活,被收入中学生课本。此外,青勃、白桦、王绶青等人都创作出了许多优秀诗篇。

这一时期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目共睹:第一,过分强调文学配合政治、服务政治的教化功能,忽略、削弱了文学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和人生的特性;第二,以理想代替现实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文艺理念,使文学从根本上背离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丧失了生命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中,河南文学的局限性也在所难免。但许多作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情、人性、语言,发出了来自民间的声音。“文革”期间,河南文学队伍受到空前摧残,创作几近停止。这一时期尽管有李准这样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但河南作家作为群体形象仍然不能站立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河南文坛,作家阵容已相当严整,老中青几代作家争群斗妍,频频摘得文学大奖,日益为全国文坛所关注。

这一时期,河南文学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老一代作家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巨著《李自成》成为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的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茅盾给予了《李自成》很高的评价,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称赞《李自成》宏大复杂,舒卷自如的结构是“继《子夜》之后又一次大大提高了长篇小说结构的艺术水平”。

魏巍的《东方》和姚雪垠的《李白成》同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东方》标志了魏巍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全面地、史诗性地表现了浩然壮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历程,以70余万字的浩大篇幅填补了全景式反映朝鲜战争的题材空白。小说突破了个人创作史上的自我传统,塑造了一批具有“东方魂”的艺术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小说宏大的结构艺术也为历史内容厚重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继《李自成》、《东方》之后再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黄河东流去》选取了蒋介石以阻挡日军为由,“以水代兵”,炸开黄河花园口,从而致使“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的真实历史事件。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生动地反映黄泛区人民苦难、挣扎、斗争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复归和发展,是我国当代文学之河在一度回流之后的奔腾飞跃。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小说存在着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比较陈旧、对民族灵魂的开掘还缺乏深度、对其整体把握缺乏高度等不足。

《李自成》、《东方》、《黄河东流去》均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家以其深厚的生活功

底、娴熟的艺术功力和对历史与人生的极强穿透力,显示了中国作家的当代水平,为中国文坛贡献出了扛鼎之作。随后张一弓的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景观。张一弓采用中篇小说的形式,以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率先冲破一些题材禁区,创作出很多佳作。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一、二、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河南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实力。张一弓的小说创作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对昨日农民命运的历史反思到反映改革后农民的新生活,从表现农民的觉醒到开掘民族文化中的精魂,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具有时代色彩的创作轨迹。小说致力于发掘普通人的英雄品格,具有崇高悲壮的美学风格。但由于小说存在浓厚的政治意识和盲目乐观主义,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总是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留下了明显的缺憾,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张有德的《辣椒》、叶文玲的《心香》、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相继获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也层出不穷,如张宇的《活鬼》、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郑彦英的《石胡笳》、齐岸青的《执火者》、原非的《老树》、郑竞业的《孤坟》等都在文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这批锋芒初露的青年作家的加盟使小说队伍日益壮大。

20世纪80年代,河南作家在诗歌、散文、戏剧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在诗歌方面,诗人苏金伞老当益壮,创造了当今诗坛不可多见的老诗人晚年丰收的奇迹,引起全国诗坛注目。另一老诗人青勃这一时期出版了《绿叶的声音》、《绿色的梦》两部高质量的诗集。这一时期,程光炜、易殿选、范源、陈俊峰、陆健、马新潮、王中朝、艺辛等青年作家相继登上诗坛。与传统诗歌相比,他们更注重诗的个体性和心灵性的开掘,与新诗潮保持同步状态。新时期的河南文坛上,周同宾的散文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质地、色彩和文化品味,在海内外颇有影响。这一时期的创作历练,为其后期散文《皇天后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积蓄了能量。在戏剧文学创作方面,以杨兰春为代表的剧作家集体创作出《朝阳沟内传》、《倒霉大叔的婚事》等一批在省内和国内有影响的作品;李准创作和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的钟声》等在电影界和观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在总体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作品数量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而且文学豫军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为河南文学走向全国起了蓄势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河南文坛佳作层出不穷,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取得了优于任何时期的骄人成绩。文学豫军的阵容更加强大,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支创作劲旅。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长篇小说硕果累累。在20世纪末由于其他省份力作缺乏文坛因此略显寂落清淡之时,河南文坛却人气旺盛,一派繁荣景象,许多文学大奖花落中原,1999年甚至被称为“河南作家年”。这一时期,一直在本土的作家和在外的豫籍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大大提升了河南作家在全国文坛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文学豫军的创作带动了中国长篇小说质量的攀升。二月河完成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13卷本、500多万字的“落霞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以宏大的文学气度和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在美国的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博览会上,二月河获“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其《乾隆皇帝》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宇的《疼痛与抚摸》拓展、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固有疆域,注重艺术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优秀作品奖;二人均获庄重文文学奖。张一弓宝刀不老,其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并入围茅盾文学奖。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颇受好评,获“鼎均文学奖”。戴来获人民文学出版社“春天文学奖”。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一问世就反响强烈,其本人被评为2003年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另外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张宇的《软弱》,杨东明的《问题太太》,郑彦英的《在河之南》,侯钰鑫的《好爹好娘》,田中禾的《匪首》,张斌的《天棚趣话录》等一批作品在文坛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周大新的《第二十幕》、《21大厦》,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日光流年》,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突破重围》、《英雄时代》,刘庆邦的《高高的河堤》,秦俊的《光武帝刘秀》,高有鹏的《袁世凯》等一批长篇小说共同构成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2.由乡村向城市突围。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领域有重大突破,即由乡土走向城市再向历史纵深处延伸。随着城市文明向乡村的渗透,乡村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中原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笔触从乡村伸向城市,揭示城市多层面的现实生活。小说就创作类型和表现形态来说主要分为三类:(1)城市生态小说,如张宇的《软弱》,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杨东明的《金奖出演》、《性爱的思辨》,墨白的《白色病室》、《局部麻醉》等。这类小说用平民化的手法,把源于民间的粗糙礼俗、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世怨私仇等平淡无奇的生存情势一一展示于素以高雅显名的文学殿堂之上,给人一种血缘上的亲切感。(2)城市商态小说。这类小说主要描摹商业文化背景下的都市人的生存境况和都市商风。张宇的《城市白皮书》通过魏征在商海中的盘桓、挣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商场如战场”的种种倾轧,揭示了商业化时代物欲横流、人情淡薄、情爱困惑的现状。杨东明的《拒绝浪漫》揭示了儒商在商业社会生活的挤压下挣扎和奋斗的心路历程。(3)城市问题小说,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等。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如商业领域内的官商现象、政府干预、不正当竞争、国企改革中的下岗风潮、产业重组等。20世纪90年代的河南文学创作在对乡土文化主题、社会历史主题、人文精神主题的探索和开掘上,均显示出可贵的超越意识,表现出河南文学创作的勃勃生机。

3.“南阳作家群”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南阳作家群”在中国文坛悄然崛起。这个创作群以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周大新为领军人物,影响、凝聚、带动着柳建伟、周熠、行者、秦俊、孙幼才、兰建堂、马本德、殷德杰、廖华歌、李克定、张克峰、窦跃生等一大批热情执著、才情如虹的中青年作家,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南阳作家群”。他们始终以对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和社会进退的深沉关注为己任,坚持从现实和历史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层的描述与剖析,写出了一大批浓厚凝重、意蕴久远的精品佳作,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瑰丽篇章。“南阳作家群”中有中国作协会员7人,省作协会员54人,市作协会员260余人,他们以阵容整齐、人数众多的集团优势在当代中国文坛筑起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南阳作家群”成为文学豫军的排头兵,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

文艺评论家孙荪认为,在旗帜林立的当代文坛上,文学豫军是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的确,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河南作家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紧跟时代,贴近现实生活,不赶时髦,不摆花架子,忧国忧民,为民众鼓与呼,崇尚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所有这些都是河南作家所一贯追求的主题。但河南作家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题材领域不够丰富,缺少领导潮流的艺术创新,艺术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知识学养还有待于提高。

责任编辑:一 鸣

作者简介:王萍,女,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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