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这样写道：“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关于世界秩序的话题也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其反映的是不同全球秩序观之交锋。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前者象征着破坏和颠覆世界秩序的野蛮暴力行径最终失败，后者标志着人类为避免新世界大战对世界秩序做出的重要变革。令人深思的是，在众多国家纷纷纪念上述两个纪念日，宣示维护战后国际基本秩序的同时，部分国家试图改变基本国际规则，推翻国际社会基本共识；更有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恐怖主义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东地区的国家体制和地缘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制造愈发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对全球秩序造成的严峻挑战为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这样写道：“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关于世界秩序的话题也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其反映的是不同全球秩序观之交锋。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任何世界秩序的讨论中都占据显著位置。从传统超国家的“天下”体系走出的中国，如今活跃在超国家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面临的诸如携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努力，中国自身也在积极寻求建立以伙伴关系网络为基础，以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为支撑，以正确义利观和新安全观等为价值理念的世界秩序。演化过程中的中国构想与路径，将为完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世界秩序的构成与近代欧美经验
第一、世界秩序的构成。直到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向全球扩张殖民地为止，之前的人类世界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一种“世界秩序”，最多可称得上“地区秩序”，例如传统亚洲的秩序、近代欧洲的秩序等。人类认知与文明互动的拓展，以及权力秩序在武力支撑下的扩张，带动了世界秩序的普及。
秩序总与一定的文明和价值观相连，政治体系反映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所特有的哲学观和政治理念。在同一个时期，国际社会不同成员可能提出各异的世界秩序观，权力结构决定不同观念推行的力度，也影响各种观念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程度。各种秩序观也存在竞争与融合，在多元的国际社会中，不同价值理念可以共存。通过建立各种国际法律和国际机构，不同地区与文化背景的国家就国际互动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框架，共同解决国际争端并促进全球繁荣。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均无法始终维持稳定，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也必然经历各种挑战和不断演化。从被动的角度看，秩序的更迭往往是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伴随的往往是军事冲突和惨烈战争。因此，任何一种秩序都需要有对秩序破坏者的惩罚机制和秩序的自我修复功能，特别是局部秩序失灵时的制度应须可靠而有效。而从主动的角度看，秩序的进化是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不同行为体在秩序的核心理念和国际规则的安排上可以通过协商重新达成共识，使得秩序的物质性实力基础与非物质性的价值理念与时俱进。
第二、近代欧洲秩序。近代的欧洲秩序，是众多实力规模接近的独立国家依据主权平等原则，通过维持均势保持地区平衡的秩序体系。近代欧洲秩序起始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两次世界大战标志该秩序的衰落。随着欧洲向外殖民，这一秩序逐渐扩展至其他大洲，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致形成一种全球性秩序，尽管欧洲国家推行的主权平等等原则并未在殖民地使用。
近代欧洲战争频仍，各政治行为体的首要目标在于找到管控自身行为，减缓冲突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在军事上主导欧洲政治版图，各国之间逐渐形成了均势传统，摸索出利用权力制衡形成均势体系的方法与规则。为维持均势，欧洲各国往往侧重结盟政治，各式各样的联盟条约和政治联姻屡见不鲜。当有些国家出现征服欧洲的野心时，就会遭到其他国家联合制衡，往往通过战争重新达至均衡。
在追求均势的过程中，各国以自身安全为主的国家利益为依据，不认为有哪一种价值观或某一方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因此近代欧洲秩序的政治理念是以自助安全为核心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特定价值为核心的道德为导向。也因为缺少主导性国家，各国宗教信仰和文化发展方向存在多样性，政治与文化的多元成为近代欧洲秩序的重要特征。
该秩序的根本缺陷，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到充分的暴露，即均势机制的触发问题：当结盟灵活性下降，均势机制过于敏感而启动迅速，任何偶然意外都可能引发全盘战争；而绥靖导致均势机制过于迟钝而启动缓慢，则秩序颠覆者可能在均势有效形成前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第三、现当代美国秩序。现当代的美国秩序，是以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为基础，在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推行的一种基于近代欧洲秩序，但同时十分强调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的秩序。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大量国际组织，缔造了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性法规与规范，使各领域的国际治理成为普遍现实。
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形态在冷战后因其超级强国的实力和主导国际体系的地位得以大力推行。现当代美国秩序同样反映出美国显著的理念优越感，体现在其坚定的制度自信与自我赋予的推广民主使命感。在美国看来，当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得以普及，和平将水到渠成。
美国主导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理念的矛盾。一方面美国不愿抛弃和否定近代欧洲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另一方面美国更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必要时以超越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来实现和平。美国对欧洲秩序的摇摆不定，在继承与颠覆之间的徘徊，反映的是现实主义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为根本和理想主义追求普世价值为根本的两种理念的碰撞。这也导致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三场战争均以建立民主、推广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开始，而以挽回国家利益损失的现实主义收场。利用军事手段强行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改造他国的政府，是当今世界秩序趋于失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美国的综合国力处于相对衰落期时，秩序的动荡幅度便进一步加剧。
秩序革新与完善的经验与方向
通过总结和对比近代欧洲秩序和现当代美国秩序的特征、价值原则和根本缺陷，可以进一步总结世界秩序构建的一些经验和规律：
首先，世界秩序与权力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权力的运用关乎秩序的建立、推行甚至被颠覆。当支撑秩序的权力体系稳固时，秩序的确立和推行更顺利，而当权力结构发生崩溃，则秩序很可能被颠覆。利用权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推行秩序或维持秩序的稳固，是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穷兵黩武则将会危及秩序的稳定。因此，世界秩序应建立在稳固的权力结构之上，善用并慎用武力。
其次，世界秩序反映一定的价值理念和原则，是某种文明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是秩序主导者的主观意志与受众国的接受意愿应加以协调。任何一种秩序的主导者，都有一种对自身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感，都坚信自己的制度和价值具有普适性，推广至全世界将利于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但历史表明，秩序主导者在推行一种价值理念和原则时，若不考虑受众国家的接受程度和意愿，则秩序在实践中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起局部地区的反抗。世界秩序的进化总体反映出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和权利平等意识的逐渐提升，也意味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被动，而是以主人的意识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之中，这就更加需要照顾各方的秩序认可度。
再次，世界秩序的构建和推行需要考虑各不同地区的现实，处理“秩序遗存”问题。依靠独一无二的实力强行推行秩序的时代已经过去，可行途径是依赖于各地区不同国家的多元参与。而现实是，在亚洲地区，近代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依然强势；欧盟国家已经实现主权共享并运行集体防御原则；中东面临着国家体制解体和恐怖主义恶性蔓延的危机；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地区仍然不遗余力地宣扬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如同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版本的电脑操作系统，尽管总体上处于一个体系，但是每一个地区的实际运行机制却有显著差异。各地区沿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区秩序，造成大量“秩序遗存”问题，导致世界秩序的不同步。
此外，世界秩序必须努力克服每一种历史上的秩序存在的根本缺陷。近代欧洲秩序的均势机制触发响应问题，根结在于权力结构不断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缺少一种与时俱进的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有效机制。而美国秩序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策和原则之间徘徊，反映出世界治理需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及特定价值的推广需要包括文化、法制等多重土壤而不能简单一蹴而就。
最后，秩序更迭有两种途径，一来使用武力手段，新秩序将旧秩序彻底推翻颠覆，所谓“不破不立”；二来借鉴甚至沿用原秩序的合理成分，通过重塑权力核心和丰富主导价值，实现秩序的和平演化。从现当代美国秩序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其对近代欧洲秩序有相当多的传承，为新秩序的确立与拓展排除诸多障碍。
中国参与世界秩序演化的努力与途径
自2013年新一届中国领导履任以来，通过近3年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日程，可以发现中国外交在全盘布局和精心谋划之下，逐渐展示出愈发清晰的中国推动世界秩序趋于不断完善的构想：
第一，峰会外交作为相对固定的议程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春季的博鳌亚洲论坛和夏季的中国达沃斯论坛是常设的主场外交平台，年度性的G20峰会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核心舞台，东亚合作系列峰会、APEC会议则是中国统筹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压轴大戏。中国近年来主办过亚信峰会和APEC会议，2016年还将主办G20峰会，通过峰会外交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安全与经济治理。
第二，中国参与的多边或跨地区组织活跃度日益显著。每年中国都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于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两大中国积极引领的多边机制。与此同时，中国-欧盟、中国-中东欧、中国-非洲、中国-拉美、中日韩三国、中国-大湄公河地区等中国与某一地区或此区域之间的合作机制也得到显著发展。当前，中国正发力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促成以区域性自贸协定为纽带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早日成为现实。新近生效的中澳和中韩自贸协定标志着该进程正不断加速。
第三，中国外交与世界重大事件步调保持高度一致。例如，近年来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万隆会议举行60周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等，中国领导人都积极同世界各国一道，参与重大国际挑战的应对，纪念战后国际秩序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维护世界局势的稳定。
第四，双边总理年度会晤和政府合作委员会成为中国与部分大国合作的常态化机制。中国与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之间定期举行总理会晤已经较为成熟，双边政府合作委员会有效地使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地，推行合作项目的展开，成为一种双边合作的重要模式，被不断效仿和推广。
第五，“点穴式”的外交凸显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关键环节，受到格外重视。近三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访问蒙古、韩国、英国三国，这在异常繁忙的外事出访安排当中很不常见，也凸显出这些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点穴式的外交，将会极大地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双边在关键合作项目上取得突破式进展，克服关系提升的障碍。
通过这些努力，结合前述世界秩序演化的规律与需要汲取的经验，可以梳理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革新的路径：
首先，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有望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塑型剂。国际体系稳定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即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而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应答。中国提出并努力建设“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中俄、中英、中德、中法等双边关系均处于高水平。不仅如此，在周边外交方面中国希望同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条约，形成地区性的伙伴关系，并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试图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别交往新路，用“朋友圈”替代“盟友圈”。
其次，中国式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正积极融入世界秩序的主流价值。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针对世界秩序的完善提出了一系列饱含中国智慧的论述，包括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等，是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与“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合作方式相一致，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相吻合的时代产物。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国际规则在当代的“最大公约数”的一种体现，被接受度将不断提高。
再有，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程度逐步加深，对既有规则有选择地继承并有针对性地推动改革。2015年上半年，“亚投行”是世界经济最为热门的话题，而年末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又一次吸引全球瞩目。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创立区域性投资开发银行，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弥补当前国际金融投资领域的短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被期待甚至被要求履行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时，参与国际规则的完善过程，在世界秩序的革新过程中被给予充分信任和被赋予必要权力，有利于世界秩序趋于更加公正合理。
最后，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有助于化解“秩序遗留”难题，降低“地区不平衡”程度。“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开始串联起亚洲、非洲、欧洲的广泛区域，通过对接各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国将产能与装备制造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将国内发展红利和增长动力与全世界分享，为沿线各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遇。中国的高铁、核能、装备制造等产品不断走出国门，为全世界的工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供支撑。搭上中国便车，便等于走上了通往繁荣的快速路。经济发展是解决区域不平衡的根本手段，互惠合作也有利于培养各国和平解决纠纷的习惯，利于消除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完善的构想如何令人期待，世界政治的现实依然相当严峻。中国周边安全的复杂度日益上升，以东海和南海为焦点的岛礁争端引发了区域性的局势紧张，反映了部分国家试图利用大国战略互动的不确定性挑动是非、浑水摸鱼，更反映出海洋法规范在该地区的贯彻执行差强人意。更为严峻的挑战则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如今祸乱四溢，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造成的地区秩序混乱已严重威胁到欧洲、亚洲、非洲甚至世界各地的安全。任由中东局势恶化下去，则世界秩序便会最终崩塌。当务之急，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全力以赴，让世界秩序恢复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