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围绕事关人类前途命运重大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从文化哲学角度看，这一重大理念是人类普遍交往形成的价值共识，是依托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文化哲学，也是具有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价值范导。它一方面在“共同体”视野下提炼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 另一方面也正将中国故事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遍交往 中国道路 民族性 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3
随着全球交往的深入拓展，世界政治格局中主体国家的主权观念空前强化，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日趋加剧。如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中确立民族发展的精神向度，如何在基于对人类命运深刻思考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健康的未来发展意识，这是中国和世界都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从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主旨演讲，到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2015年在联合国《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到2016年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上“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主席数次在国内国际多种场合表达、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呼吁全世界各国面向人类未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如果将这些分别针对不同问题、切合不同场合、着重不同阐述角度的讲话组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论述体系，全面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价值目标与实现方式。一方面深刻呈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辩证关系，在“共同体”视野下提炼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一方面拓展和延伸了“中国梦”的内涵，正将中国故事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个维度
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的进程，基于不同理解、不同文化的各种全球性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的全球观，都是以某一种文化形态为本位框定全球关系，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叙事层面，寻求每个民族平等的生存发展机会和人类文明整体上的安全和进步。这个理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支撑。
从历史上看，它是人类在普遍交往背景下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基于对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判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勾勒了交往发展为普遍交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并用“共同体”或“联合体”等概念，表达了一种扬弃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理想。1848年，他们又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与经济全球化所开启的“世界历史”相伴随的将是一种“世界的文学”②。这种“世界的文学”，指称的就是因人类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马克思在这里已说明，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内社会全方位的沟通与交流，使得这个世界愈来愈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的文化交流局面。
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不同文明形态间的交往已经更加深入和紧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粮食安全、環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武器威胁等人类整体性困境同时出现，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其解决也必须有赖于一个整体性的方案，需要各民族国家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人类文明将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判断，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又是着眼于未来人类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时代新诠释，对人类普遍交往形成的价值共识进行了中国表达。其中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可以具体从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从本质上看，它是超越了种族中心主义叙事的全球观。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甚至对立亘古有之，与之相伴的则是各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和行为。这种观念以自身文化的价值和理念为“取景框”，以此评判文化优劣，并试图将自身价值强加于其他人群、组织、民族、共同体或文化形态。漫长的历史中，它从深层影响了各民族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地区关系的立论点，间接或直接导致了近代之后世界纷争和冲突不断。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晚近以来，几乎成为偏见和曲解代名词的种族中心主义不断被反省，和平共处、有序竞争成为了国际秩序的主流，维护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类理性选择世界的未来，已经成为文明发展的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着对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超越、对“高下”“优劣”文化评判框架的超越、对种族中心主义叙事的超越，正是应时顺势而生的全球观。
从特征上看，它是依托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文化哲学表达。面对人类的全球性困境，长久以来，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他者是敌手”的冷战思维，只能导致对抗、挑动战争，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美好未来。只是，形成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既能平衡民族利益又能深刻观照人类命运的理论，需要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久的历史经验做支撑。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与宗教多元并存，在漫长的数千年文明史中，虽履险而能如夷、经百折而犹向前，始终保持着统一、和平发展的主基调。维持这种多元一体、差异相融文明格局的凝聚力，来自于中国哲学中“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下一家”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人类观、“和而不同”的中道智慧。而其内含的“道法自然”“天下为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理念，则为今天全球意义上的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民族交往、道德建设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方法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充分吸收、提炼中国文化价值精神的基础上，面向世界文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实践上看，它是具有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价值范导。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征，决定了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靠共识和自律来达成的。其本质和特征决定了它的约束力来自于人们对解决问题最优途径的认可，决定了它要依靠自律、反省、互相监督等软性方法来维系，而不是靠硬性手段贯彻执行。全球交往的历史证明，一旦用强制性手段推广“普遍性”的价值，就等于向一些强势文化提供了执行者和法官的角色，从而隐性地取消了各个文化传统之间对等的地位，使得霸权主义再度有可乘之机。在历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和具体体现。总结起来即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些都要靠各民族国家的协商、交流和自律来完成。
中国正是这种自律的践行者和表率者。当前，中国经济虽然面临着下行压力，但依然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中，中国致力于公平、互惠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达成，致力于地区合作的共赢；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大势中，中国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峰会、核安全峰会、G20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担当了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改革者角色。有赖于这种不懈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廣泛凝聚国内国际共识，在彰显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日渐形成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成熟的“中国蓝图”，并已经开始对文化实践、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地区合作、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共同体”视野下提炼文明交流互鉴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言简义丰，作为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化观，它肩负着两个功能：一方面推进各文化形态的健康交流与平等对话，一方面保证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和资源不致丢失、不被同化、继续传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张力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得以生成。
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正确的态度和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同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渊源为依归，再一次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基本遵循，即“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四个方面，与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讲话形成了呼应和互补。
多彩、平等、包容，勾勒出了文明交往的基本框架。这里面有在民族文化交往进程中积累的经验，有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淘沙中提炼的共识，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总结。其中，多彩表达了“共同性”“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平等消解了“强文化”“弱文化”的狭隘语境，包容则指向了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这些规则符合人类共同的伦理原则和理性精神，避免了文明对话陷入传统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两个极端态度，以“文明和谐”取代了“文明冲突”的认识框架，依托中国文化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方案”。反向说来，人类历史披沙炼金，为今天留下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相对成熟的文化形态，都有着坚固的宗教、哲学、伦理、习俗、制度构架。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偏狭地以自身传统为本位批判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态和道路选择，与数百年前那种把中国人看做“异教徒”的观点、把西方人看成“夷狄”的观念，逻辑又有何不同？
中国提出的文明交往原则，是对人类文明认识框架的改变，实质上将文明交往的模型由“主体—客体”关系变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其延伸出来的命题是，一种民族文化、尤其是传统意义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如何在这种新的文明交往框架下自处？抑或说，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交往规则内含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思路？
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给出了示例。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之后，培育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非常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培育文化自信、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同样是中国积极投身世界、塑造“学习大国”的进程。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外国专家的座谈会上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同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在积极融入世界，但“学习大国”这样的自我定位，则从文化交往角度透露出了中国发展观和文化观的成熟。
理论指引实践。近年以来，从引进高层次人才，到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从建设国际化的智库，到高频次的官方、民间人文交流活动，中国正将“学习大国”由理念变成现实，彰显了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价值情怀、培育了一个社会的创新意识和人文精神、同样也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观念和世界视野。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引进外国专家近200万人次，其中高层次创新人才40多万，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智力资源。
由此可以看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③与“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相反相成，彰显出了一种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达成推进世界文明互鉴与巩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统一；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与提高话语体系国际融通能力的统一；“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④与“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的统一。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塑造，也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应有的张力和良性互动。
将中国故事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一直处于“他者”的角色，等待被重新评价。而作为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给予了中国文化公正的地位，使更多人经由对多样性文化的理解达成对多样性道路的尊重。在此基础上，中国正积极作为，通过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全面阐扬和对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全面建设，将中国故事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第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应对人类发展困境的资源。西方文化一直有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偏好把万事万物划分成两个对立方面，并使这两个方面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当中。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二元线性思维在处理生态保护、全球治理、文明对话等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了弊端，增加了不同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东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文化，认为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上提供了更好的思路。
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討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针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习近平主席按照生态保护、社会治理、行政伦理、民族交往、道德建设等几大类，深刻梳理了中国文化和哲学中的启示。正如其所言，以共同体为视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正在为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着重要的资源。
在哲学方面，近年来除了尼山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中国主场的国际会议致力于将儒家传统与当代价值对接，以中国文化滋养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实践，传统上一直为西方所主导的哲学会议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角色。五年一届的、被称为哲学界奥林匹克的世界哲学大会，自1900年以来一直由西方哲学唱独角戏。但在2013年的雅典世界哲学大会上，中文不仅被作为永久性工作语言，中国更是获得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经历了“新心学”“新理学”“新仁学”等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哲学，在世界最高哲学舞台迎来自己的主场。这是一种东方价值“在场”的展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成为共同体资源的重要象征。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在面向全人类共同审美向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确立自己的基本话语、构建自己的命题学说，呈现了若干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典例子。2014年8月，国际译联将“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这是国际翻译界的最高奖项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2015年8月，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奖，创造了中国科幻文学作品获得世界级奖项的记录。中华美学精神的阐扬以及以其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建构，正在由纯理论学术问题透入鲜活的日常实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外文化交往的生态，润物无声地将中国文化上升为“共同体”实践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中国道路上升为人类现代化经验。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探索和实践，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创新来全面阐释中国道路，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研讨的核心命题。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是自信的体现，也是话语权的基础。基于这一视野，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和成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验的提炼、中国道路的阐述、中国精神的弘扬，中国力量的凝聚。
百余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洪流中，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成果直接作用于中国人的生活实际，形成了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成为了现代中国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等概念深入人心，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命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协商民主、公平正义等话语凝聚了价值共识，而中国梦、“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思想和理念正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全面反映中国独立、解放、建设、改革实践的话语体系，对内夯实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对外则不断说明着中国道路的独特历史境遇和普遍启示意义。
进一步说，从“共同体”角度看，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化的复杂情境，积极推进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和成熟，并促进中国学术对“中国故事”进行自觉的文化表达和科学说明，必将极大丰富人类对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坚定以本民族文化为本位完成现代转型的信念，提供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样本，由此将“中国经验”上升为“共同体”意义层面的理念体系和知识范式。无论是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担当的“全球治理改革者”的角色，还是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中践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都从具体实践中传递出了“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对共同体的深刻影响。可以想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会进一步呼唤这样的学术表达，这种日渐成熟的学术表达也将成为连接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之间的重要桥梁。
第三，从人类整体性文化诉求出发，妥善解决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面对人类新文明在未来的生成，中国20世纪末期的文化实践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即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世界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不再是要不要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个格局中确立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展示新文明辉煌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中国真正带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潮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全球性角度着眼，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予以审视，在宏观坐标中对中国现代化予以定位，并制定出合理的社会文化发展战略。
基于这种共识，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实践，应该注意通过下列文化意识的培养以真正实现新文化的价值重建：第一，树立全球文化发展意识。当今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化进程将是未来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全球性文化发展要求，未来世界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并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以保证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未来的人类发展必然是融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等各种因素于一体的综合发展，不但发展的目标与过程是综合的，而且在发展過程中诸多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这要求我们必须开放视野，确立人类共同进步的整体性思维，认识到现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决不只是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起飞与文化进步，而是对世界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认同。第二，倡导文化间的理解与宽容。宽容性原则是文化一体化时代不同文化间理解与沟通的起码准则。随着绝对理性主义时代的终结，21世纪人类进入了普遍的“相对主义时代”发展阶段，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随之出现的将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多元发展必将带来理性的活跃和思想的解放，而不同文化间的宽容恰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由。因为宽容即是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承认他者文化的合理性存在价值。惟有宽容，才有文化的繁荣与人类的进步。那种把他者文化视为异端，只将本位文化定于一尊的时代必将终结，新世纪人类将在宽容的心态下体认各种文化的生动性内涵。第三，敬畏生命、崇尚自然。21世纪是人类拯救地球、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调整我们对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应该是：敬畏生命、崇尚自然。地球是人类赖以栖息的故乡，也是文化赖以回归的家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整体生命循环系统的有机环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必须深刻反省我们对自然的文化态度，认同自然，顺应自然，未来人类文明只有实现与自然的真正和解，我们才会真正拥有可持续的现代文化与社会生活。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276页。
③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1月1日。
④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光明日报》，2014年3月30日。
责 编∕戴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