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叙述了清代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经堂教育“云南学派”中的地位，论述了清代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情况。
关键祠：清代；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一个专门术语，来源于伊斯兰教围绕着清真寺进行的宗教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古老制度，阿拉伯文称作“麦德拉萨”，在阿拉伯国家有着古老的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由明朝中叶时期嘉靖、隆庆年间的陕西渭城回族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所创。他在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巧妙的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私塾和书院教育模式，以清真寺为教学中心，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教教育模式，俗称经堂教育，并一直延续至今。
昆明地区回族穆斯林开展的大规模的经堂教育活动大约肇始于清朝初期。据光绪《顺城铺重修清真寺碑记》中记载：“爰与光绪六年（1880年）秋，鸠工庇材，起造大殿三楹，左右厢楼六间，大门一座。越某年，续建厅事三间。义学虽未如先辈之丹青炳焕，然规模已具。”碑文中的所谓“义学”，就是经堂教育，而碑中追述的光绪之前的回族先辈们开办的经堂教育的规模和成就都远远超过光绪初年。证明光绪初年之前昆明已有经堂教育的存在并且很繁荣。又据云南回族著名经师马注于康熙四十九年（1701年）撰写的《左通道晓》一文中涉及到昆明的部分已有“经堂”、“经院”的表述。清康熙年间成书的赵传《经学系传谱》中所记载有云南多位经师（马五师、观海云师、云南黄师、云乔二师、韩师、蔡师、黄师、马续轩、丽鹤马二师、白崖马三师），其中在记述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一传弟子海氏的滇南弟子马五师时称，“近有的丽鹤马二师、白崖马三师，遵经通省，俱改独班矣”的全称可以判断，这么多的经师不可能全无在昆明设帐讲学的经历。以上使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昆明地区伊斯兰教成规模的经堂教育活动，至少开始于清朝初期。
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演变和发展与云南回族教育的发展演变以及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的形成密切相关。
“云南的经堂教育始于明万历年间，这从王建平所收录的巍山小围埂清真寺邦克楼底左墙上的《马举墓志铭》可以证明。铭云：‘马举，超轶前后大学海王老师祖，滇南开创讲明教规，传授通省经典之源，两次寻学德业。公卒于万历二十五年岁次。’”[1]这可以说明马举是海老师祖与王老师祖的一传弟子，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前就开始在滇南设帐开学，为云南通省传授经典之始祖。据《经学系传谱》记载“海先师学问虽深，然只传滇南”，此马举可能就是前文提到的马五师。
通过我们接触的这些资料来看，云南的经堂教育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是同步的。云南回族经堂教育也是始于明末，曾在康乾年间一度盛于滇西、滇东及滇中。只是到了清朝中后期鉴于史料的缺乏，难以和后期的经师连接起来。
笔者认为云南经堂教育学派的形成以及与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关系可以以咸同年间云南回民大起义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期来研究。
从马五师开始至回民起义之前，可以说这是云南学派的准备和酝酿时期。这一时期大部分经师都在滇西、滇南传教讲学。故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时期云南经堂教育的中心 一在以蒙化厅、大理府、永昌府为中心的滇西，一在以新兴州（今玉溪）、通海、临安（今建水）为中心的滇南。昆明在这时不像是云南经堂教育的中心，更像是经堂教育较为繁荣的一个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经堂教育的中心开始向昆明集中和转移。云南学派进入初步形成时期。云南回民起义，省城昆明回族穆斯林教众受难颇多，昆明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经学中心有向昆明集中和转移的趋势。加之经书两通，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的创始人马复初（1794-1874）此时被封为“滇南回回宗掌教”，在昆明总掌滇南教门包括经学，并在昆明著书立说，可以说云南经堂教育的中心已开始向昆明转移。
在云南回民起义过后马复初高徒马联元（1841-1963）把他的教学思想和实践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奠定了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的办学基本模型，最终形成了经堂教育云南学派。虽然这一时期马联元主要在玉溪大营清真寺设帐讲学并兼任伊玛目，但因其门徒众多，在滇中各地开学的阿訇和伊玛目多出其门下，其次子马安义又任南城清真寺阿訇，加之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四川、广东（包括海南）、广西、贵州的穆斯林青年，不远千里来云南求学。云南学派重要成就和学术特点在昆明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示范，如：
其教育视野开阔，教育理念较其他三派（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先进，提倡中阿并授兼授波斯文经典。在注重学习宗教原典的同时，还传授汉文知识，要求学生能运用汉语文通畅的解释经典。注重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等等。对传统经堂教育的改革和进步影响深远。
创建了完整的学制体系，形成了基础课和专业课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将全部学习课程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一定的年龄范围和课程设置，从低到高，加强了学习的连续性。
学术作风兼容并包。云南学派是传统经堂教育中最晚形成的学派，可也是最包容的学派。其继承了陕学“精而专”的专长以及山东学派的“博而熟”的理念，在金陵学派“经汉结合”的启发下，结合国外的“性命之学”[2]发展成了自成特色的经堂教育学派。
课程设置精简。陕西学派、山东学派经堂教育多仿儒家经学的做法，在大学阶段配置十三大本或十四大本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而云南学派的大学教育则只规定五门必修课程，即《满俩》（文法大全）、《白亚尼》（修辞学）、《伟嘎耶》（教法学）、《客俩目》（认主学）、《哲俩莱尼》（古兰经简注）五种（俗称“五大本”）。学生经过学习“五大本”考试合格方可毕业。
畢业考核制度严格。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906年）九月镌刻，全店回族绅商马维骐、白金柱、马殿选、马启祥、马观政等公订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藏版的《考试清教穿衣节略章程》。“该章程共有九条规矩，对全省回族伊斯兰经堂教育大学阶段的招生条件、学生经费、保送条件、学习课程、使用教材、考试水准、穿衣条件等重要环节作了详尽统一规定。”[3]并得到了全省各地的严格执行。
教学方法灵活。创设“穆尔林”制，又叫“小先生制”。即在清真寺经堂教育里，把“低班学生按不同程度编为小组，指派高班生充当‘穆尔林’负责辅导”[4]。“穆尔林”制由马联元创立，由于是云南学派中所特有的，因此在中国经堂教育改革中是一个创举。
开传统经堂教育设女学之先河。“清末至民国初年曾经存在的羊市街清真寺，则是昆明地区专门招收女学的清真寺。”[5]清真寺专门聘请伊斯兰教学识精深的师母担任女学教师，负责寺里开办的经堂女学教学工作，男女分开培养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云南学派还在昆明进行大规模的汉文译著（注）活动及学术研究。如马复初的多部汉文伊斯兰译著在他担任“滇南回回总掌教”期间在昆明刊刻问世；著名经师马联元、田家培在南城清真寺刻印了堪称海内孤本的中国回族穆斯林阿拉伯文本刻板《古兰经》——《宝命真经》，现藏版在昆明南城清真寺。
可以说清代是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清光绪以后云南回族经堂教育盛极一时，昆明成为了云南学派的一大中心，昆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发展到顶峰，培养输送了大批品学兼优的阿訇和学者，为维系和巩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起到了直接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云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典范。
注释：
[1]李兴华：《昆明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2]伊斯兰教宗教哲学思想的概括性称谓.
[3]昆明市宗教事务局编：《昆明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69页.
[4]纳国祥：《国内外知名的经堂教育家马联元》，载于《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第93页.
[5]昆明市宗教事务局编：《昆明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69页.
参考文献：
[1]杨兆均.云南回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2]馬维良.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发元.当代云南回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4]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
[6]姚继德、李荣昆、张佐.《云南伊斯兰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7]敏贤麟.回族文化概要[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8]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M].银川：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9]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编.昆明伊斯兰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10]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11]马平主编：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李兴华.昆明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5（03）.
作者简介：胡硕（1992—）男，回族，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