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和音乐有着“扯不断”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从小说文本和创作主体上都有体现，不妨总称为音乐情结。本文把音乐情结当作一个理论术语来研究，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释义。从中国古代以乐为政和文人修乐为性两方面论述了这一情结在古代小说创作中存在的必然性。并简单梳理了与各时代音乐相对应的各朝代小说的线索。
关键词：音乐情结；乐政；修性；古代小说
一、音乐情结内涵探寻
（一）集体无意识层面的音乐情结
“诗的用语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早期，当时语言还没有形成”[1]。黑格尔认为最初的诗就是一种“具象性”与“普遍性”未曾分裂的“原始统一体”，那种以“声音图画”为表现特征的“混沌的统一体”[2]。这里“混沌的统一体”、“原始统一体”说的是原始艺术之间共源的特性。原始人用有节奏的喊叫、有节拍的敲打等原始祭祀，这些音乐的雏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渗透到了个体的血液中，留在了人类大脑细胞的记忆中，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了原始艺术之后分裂为单个独立艺术，比如小说更无法避免对音乐特征的继承。
在中国，语言文字是这一音乐情结得以流传的最重要的途径。从原始音符到音节明晰、节奏感强、声调丰富的汉字符号的过渡，也即是这一“原始统一体”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分裂的开始。而由语言到具体文字必然产生部分信息的失落与部分信息的渗入，这一过渡间传承的不只有汉字形式意义那么简单，还有更深的蕴含在字字之间的如绵流般的古老音乐印记的传递、渗入。
海德格尔认为在语言的表层法则和结构之下蕴含的是精神能量，这种精神能量是一种“寂静的钟声”和“无声的宏响”，这“无声的轰响”默默回应着万年前人类祖先那抑扬顿挫的呼喊和歌唱。“只有那敢于潜入深渊并体验着深渊的人，才能够把握并领悟那诗性的语言”[3]，海德格尔如是说。
汉字这一诗性的语言蕴含着的节奏、音韵、调性都在召唤着流淌在用汉字创作的小说家们体内的古老的音乐情结。从人类或零碎或初成体系的上古神话到蔚为大观的现当代小说，这些由一个个文字符号汇成的长河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积淀，这个文字符号系统中所编码记载的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民族审美意识和心理的沉淀。
（二）个体无意识层面的音乐情结
当然音乐情结在心理层面的含义除包括来自人类古老的原始音乐记忆和音乐经验，以及作为“原始统一体”的整体艺术中有关音乐的精神特质等集体无意识之外，还有小说家作为创作主体受到的来自历代不断发展着的作为单门艺术的音乐本身的熏陶，以及小说家自身的音乐素养和修为对创作主体进行创作时形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即是小说家自身所经历的音乐经验在创作主体心底留下的潜在无意识。
潜在个体无意识之中的音乐情结能否突破心底的阀门通到意识领域，这就有了个体针对性。即是集体无意识一类的音乐情结在每个人的无意识最低层，个体无意识音乐情结处在中间，意识在人的心理最上层。当小说家集体无意识音乐情结和个体无意识音乐情结的能量之和足以突破人的无意识阻碍而达到意识领域时，这一音乐情结便干涉到了小说家的创作，刺激小说家的创作思维，进而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当这一音乐情结变成文字符号显现在纸张上时，音乐情结最终融合在了小说作品之中。
之所以说音乐情结有个体针对性，就是要看个体无意识的音乐情结的能量能不能大到能自己或者带着集体无意识那份音乐情结冲破阀限进入到小说家的创作意识领域。就算一旦成功进入，能不能被小说家的意识所接受而最终流诸于笔端，融合到小说文本中，还要看个体小说家的意识思维方式。所以说音乐情结又和个体的无意识和意识紧密相连。
二、音乐情结在古代小说家创作中存在的必然性
（一）以乐为政——尽善尽美
音乐在我国上古时期就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皆以“黄钟”[4]为万事之本，改朝换代时皇帝都要首先定黄钟，以安社稷。先秦各朝都有古曲来记述政事，彰显帝德，祭祀庆功。如帝舜的《九招》、大禹的《夏龠九成》、商汤的《大护》《晨露》、周武的《大武》等。“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助其教焉。”[5]所以舜帝能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使天下大治，商纣居朝歌作北鄙之音，而身死国王。这一“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统治理念笼罩着以后历朝历代的治国治民之策。
《论语·八佾》中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6]。孔子以音乐中善美的思想来评论时政，并被以后文人们运用到文论批评中，尽善尽美也成了此后文辞章句的最高审美标准。
当时被归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和小道之流的小说，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杂家末者也难逃“音乐”的牢笼，同属那个诗、文、乐共融的统一体中。
中国古代小说历来的教化意识便与古代的“乐教” 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我国“ 礼乐” 文化内部固有的一种普适性的音乐美学和文化精神。《乐记》中：“人不能无乐……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足以劝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7]，周子《通书》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8]，都把“乐”的设立与帝王治世联系起来，可见在古代，音乐是何等重要。
（二）修乐为性——君子乃成
《论语·泰伯》中有“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诗、礼、乐是儒家的核心，其中乐是君子人格教化和修养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乐教精神。这一精神烙在了我国古代文人的无意识之中，形成了本文所说的音乐情结，也影响着古代小说家的小说创作。
音乐是太古圣贤之人治情的必修之业。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贤圣调之律度，并著文歌颂，情荡于钟石，弹播于管弦，以涤荡精灵，除祛怨思。“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10]，以乐音之饰譬喻君子之治。因着这些，对音乐的修为如何也沿袭下来成为对后世文人品性和情操评价的一项刚性指标。
孔子的礼乐思想，文人自古以乐修性的文化习俗，是整个儒家乐教对民族的濡染。使中华民族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独有的文化心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心理机制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音乐情结的由来。
文人苦炼字眼，斟酌声韵，讲究文法与子句限制，无一不是早期与音乐结合留下的痕迹。文人自古的写作才能便与音乐修养和音乐水平相互渗透。在古代小说中，无论是本着叙事的需要还是抒情、状物，都不忘大展小说家为诗作赋写词的才华，音乐情结便通过首首诗词流到了小说文本之中。
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杂说、末流，与正统文学相比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小说本身的魅力让正统文人欲罢不能，偶作小说，便不忘吟诗作赋、抚琴按弦的情节，以彰显自己乃是能诗能乐的君子之风。以致于在小说蔚为大观的年代，仍然有着大量诗词曲调的存，形成了一种小说写作风格。这些都是古人修乐为性，然后君子的民族审美意识和文化心理浸染的结果。
魏晋志怪小说唐人传奇小说之前，多为神话、史传或者叙事诗等小说的雏形，它们较多承接了以上论述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关乎原始音乐记忆和音乐直觉方面的音乐情结。直至文人开始自觉为小说后，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多来自被小说家自身的音乐素养和当代的音乐背景激发的音乐情结，当然那以脉相承的来自祖先的原始音乐记忆仍然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小说家们。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5.
[2]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02-103.
[3]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5.
[4]黄钟：是中国古代音乐中的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徵宾、夷则、无射（yi）之首，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标准音.
[5]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9.
[6] 殷旵.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5.
[7]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5.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9]殷旵.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41.
[10]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9-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