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叙事天然地承担着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和传播的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来说，突破语言表达的牢笼，打破被凝视的“他者”身份，摆脱宏大叙事的困扰，进一步发掘创作中的女性主体存在，从而突出本民族的文化思维是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亟待解决的问题。综合“地域性”与“民族性”，深入讨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现状，对于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 他者 宏大叙事 女性 批评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上，承担着一种天然的责任，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各种文艺思潮和写作样式层出不穷，共同激荡，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和繁荣，中国文学在创作表达上以汉语书写为主体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在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少数民族如何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为整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各有特色的精神力量，文学艺术所承担的责任就更为重大，尤其是对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研究繁荣以来，就存在纷繁的争论，有从“题材”出发的，有从“民族成分”出发的，也有从“语言”出发的等等，不一而足。直至20世纪末期文学地理学日益参与到文学研究中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才又出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将文学地理学的成果加入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来，体现了当前文学研究更为包容性的视角。我国民族分布主要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南省份，这样的自然分布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来说，天然地要求必须在考虑“民族文学”的同时，把“地域文学”纳入其中，打破单纯的“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的生活”这样的狭义民族文学观。如此，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所面临着的困境。
一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剧的今天，从世界文学的发展上看，文学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几种主流语言之上。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大趋势也明显表现为汉语写作在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汉语书写占据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主体地位这一现状，似乎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重大挑战。当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其作品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之时，大都是以汉语形态来书写的。这固然与整个中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有关，但同时也与少数民族的语言现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就目前情形来看，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语言的整体活力不足，“本族语仅仅用于地方宗教、民间文艺、通俗娱乐、家庭内部等现代生活中相对次要而十分有限的领域，因而在全社会的使用功能日益缩小，在社会交际中变得越来越次要，连原来具有的一些功能也逐渐被新的语言所取代”①。这种语言濒危特征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当中。当少数民族语言临近濒危之时，其语言的书写能力必然大受影响，另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仅有口语，没有书写语言。当掌握双语写作的老一辈作家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新生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又大都不具备双语写作的能力之时，必然会制约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发展。即使是还有部分作家掌握双语写作（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能力，但是由于受到绝大多数作品接受主体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又在接受主体的层面上对少数民族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发生着阻碍作用。因此，从这一个层面上来看，不论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自身状况，还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民族语言书写能力以及广大接受主体的语言条件，都决定了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没有固守本民族语言表达的必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语言的危机，其实并不存在”②。
然而，在排除这个所谓的“语言危机”的挑战之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必须正面应对的另一语言问题就是微观具体的文学语言的表达。虽然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作用，导致了不同民族之间在语言上的差异，但是不论如何，对任何民族来说语言都是生命的表征。但是文学语言“是一种传统表达形式，它是一种残存形式，是一代又一代积淀下来的结果状态，是语言集团所理解的文学要素的集合状态”③，当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传说因为传播扩展的需要而被用“文学的语言”固定下来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属于该民族文学叙事在语言方面的特征，作为一种书面的文学表达，它必然同该民族所理解的生活“真实”之间产生着某种距离，但如果采用其他占主体地位的民族语言进行表达或书写，那么距离民族生活的“真实”程度就相差更远。因此，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来说，虽然是否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言说并不最为重要，但是，在使用占主体地位的汉语进行叙事之时，能不能更好地、更贴近所言说的民族的“真实”，却是文学叙事的关键。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少数民族的专有词汇似乎能显示民族书写之外，几乎在语言的深层表达上看不出什么少数民族的特征，相对来说，有些汉族作家，在使用汉语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学叙事的表达时，反倒让人觉得更为“真实”，甚至更贴近少数民族生活。这一问题看似是直指少数民族个别作家的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但是浏览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共性问题。毕竟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来说，不论采用哪种语言，通过语言的表层达到对少数民族情感和精神思维的深层才是文学审美的更高追求。
二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局限，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除去个别少数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外，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其叙事活动大都停留在口传阶段。至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本民族之外的情况，则更多的是建立在当时占主体地位的民族对边地少数民族的史学定位之上。自从秦汉统一中国，营建西南地区，打开中原文明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交往局面以来，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成为漫长的封建时期人们对西南边地的认识基础。
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居于主体地位的汉民族文化往往形成对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力量，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向强势文化靠拢，在这种文化的交往之中，逐渐生成了强势文化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边疆少数民族被打上了文化上的“他者”的标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于西南边疆的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认识都是由主体民族来进行建构的，那些掌握着政治和文化资源的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也逐渐地被主体民族同化，在他们的文学叙事活动当中，也就很难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缩影。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民族政策建立起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一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的创办促成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一些民族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字和作家的历史”④。伴随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力量的发展，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也得到了迅速的成长，但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展开是建立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础之上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成长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一元化的色彩。老一辈的边疆少数民族创作者有感于新旧社会的变化，后起之秀们又成长在红旗之下，这些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真实情感让他们的创作必然地饱含“解放情节”，而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坛文学的政治叙事同质化占据文学的主潮之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在同一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能够最便捷地显示自己特征的就只有作为叙事载体的“边地风光”和“奇风异俗”的东西了。
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群体而言，“边地风光”和“奇风异俗”所呈现出来的所谓“边地民族特色”让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是其对后来的文学叙事的发展而言，也形成了很大的局限。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叙事从整体上摆脱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开始转向追求审美的多元化之后，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却未能及时对边疆民族叙事的策略进行调整，仍旧专注于“边地风光”和“奇风异俗”，这种所谓的“民族特色”似乎成了他们创作的集体无意识，在创作的深层对作家们产生着影响。正如宋家宏先生所说的那样：“将边地小说的内容放在‘地域’的意义上，必然导致对边地景观的强化。一是对地域景观的刻意描摹，群山峡谷，松涛河流，竹楼界碑；二是对人文景观的着意追寻，婚丧礼仪，宗教服饰，奇风异俗。以为展示了这些地域文化也就使作品有了艺术价值。”⑤究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创作者们没有认识到文学叙事中“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要为“生活的人”服务这一核心问题。
如此也就造成了边疆民族作家越是写“民族特色”，反而越是被看作“他者”，从而陷入了自我他者的牢笼之中。
三
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和社会的进程中，或多或少都存留了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文学解释，并逐渐地通过口传方式或者文字记录流传下来，形成了各民族最初的文学叙事样式——史诗。在西南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中，很容易发现这些口传或文字记载的史诗性质的作品：在藏民族那里有《格萨尔王》；在傣族有《召树屯》；在阿昌族有《遮帕麻和遮咪麻》；佤族有《司岗里》；景颇族有集诗歌舞于一体的创世史诗《勒包斋娃》；德昂族有本民族的“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拉祜族有自己的“创世纪”《牡帕蜜帕》等，另外在白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很多民族中都有本民族关于世界起源和英雄祖先的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类史诗性质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主要内容。
综览各民族早期的史诗和神话传说，可以发现它们在文学叙事的层面上看，大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特征，就是具有宏大的叙事视角。这些叙事作品有的关注世界和宇宙的起源问题，有的关注人类的诞生，有的缅怀伟大的英雄或者始祖，有的则追忆民族的迁徙和发展。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这些史诗和传说一直担任着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成为了民族记忆的载体，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叙事中起着深厚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新中国成立，宏大叙事也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宝贵历史遗产被继承了下来，各少数民族开始迎来本民族文学的大发展。然而，在这个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之前的历史时期内除却史诗和传说之外，各少数民族在新式文学力量的积累上还较为薄弱，再加之许多少数民族刚刚经历了社会形态上的巨大变革，现实的历史形势反映在文学诉求上，就造成了少数民族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以宏大叙事作为创作首选视角，只不过，此时的这种宏大叙事是以“社会政治”的变迁为中心写进作家的艺术构思之中，并以此为内核进行着文学上的表达。在新时期到来之后，经历过动荡的文学再次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之后，许多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对文学审美的多元化进行拓展，并对所描写的题材进行更深入的发掘。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由于对本民族文学发展初期叙事传统的继承，以及各种社会外部形势的作用，宏大叙事的浓重色彩一直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方向。时至今日，西南少数民族的抗日战争，边地人民和外国宗教势力的冲突，西南边陲的国际禁毒斗争等“新内容”似乎构成了创作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创作正在形成另外一种宏大叙事，在“新故事”的瓶中仍旧装着“旧酒”。
在此，我们并不反对宏大叙事，文学叙事从哪个方面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并不具有限定性的方向，但是，在这种宏大叙事被不断地发掘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模式正面临着一种资源的穷困，往往会出现写作上的趋同化现象，这种趋同化现象的出现严重削弱了本民族叙事的色彩，致使读者感受不到与其他民族或汉族作家之间的区别。另外，在我们放眼当前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之时，可以发现，在文学叙事的大方向上，存在着一种向内转的总体趋势，除却在语言表达上的更高追求之外，在创作上明显地表现出从重视作品外部社会转向作品内部，一方面在微观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叙事，深度地挖掘人物的内心，寻求其精神世界的秘密；另一方面则从对客观生活的观照入手，彰显作者本人的主体意识。而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恰恰在这个方面实践得并不充分，由此也造成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另一个困境。
四
文学叙事对于女性来说，好像是一片禁区，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女性在文学领域中，都一直是沉默无言的存在，被深深地隐藏在历史的地表之下。这种无言的状态，一方面从作为描写对象的女性来说，她们在大多数作品中，要么是以一种“家庭天使”的身份出现，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时刻显示出善良、贤惠、温柔、可亲的品质，要么是以一种“疯女人”“女巫”，甚至是“女妖”的身份出现，道德败坏，生活淫乱，或者国破家亡都是这个女性群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角度来说，她们有的被男性价值观同化，成为男性书写的代言人，重新塑造着男性眼中的“天使”和“女妖”，那些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的女性创作者，又由于其创作游离于男性权威的标准之外而惨遭扼杀，往往作品不得以流传，即使是偶有若干女性，因为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也仅仅被看作是独特的个案，以供在文学上占据强势地位的男性群体作为一种消遣。这种女性在文学王国之内的“无言”状态，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从近代开始，由于西方思想的进入和社会的发展，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拥有自己声音的女性作家。
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女性作家也大量涌现出来，但是女性在文学叙事上主体地位的缺失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女性作家，他们大部分都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汉族群体当中，从其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分析，也仍然远远少于男性。地处西南的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这种女性在文学叙事上的地位缺失现象也就更为明显。据著名学者黄玲先生对云南一省的女性作家人数的情况统计来看，“目前，云南作协会员1406人，女性会员占其中的13%”⑥，需要注意的是，在这13%的女性之中，还有大部分是汉族，云南省的这种情况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此，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创作队伍上的薄弱也就非常明显了。另外，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尤其是那些取得一定成就的女性作家，又都集中在建国初期的第一代、第二代女性作家那里，她们与本民族的文化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而20世纪初生的“后生代”作家中，女性作家数量虽然大增，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她们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却已大不如老一辈的作家紧密了，因此其作品民族性特征的表现也就不那么强烈。这种与民族文化逐渐相脱离的状况，致使其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女性和女性意识，但却造成了共性相似，看不出少数民族女性的特质。同时，由于大环境中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宏大叙事的执着，有许多女性作家也从宏大叙事的视角入手进行写作，这就重新形成一种新时代的男性书写，除却创作主体的身份是女性之外，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以男性为主，仅有的几个女性形象往往是背景式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有些女性创作的作品中，有无女性形象几乎对作品的叙事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当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有出现，那些生活在边地的一些汉族女作家们，她们往往能够把自身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很好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反而以“局外人”的身份，在书写着边疆女性的精神赞歌。通过这种对女性主体的存在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真正带有民族特质的女性书写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开拓空间，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仍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
综上论述，可以发现，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发展空间仍然是非常广阔的，相比于其他地区和汉民族来说，其自身文学发展的生长点也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讨论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困境，也仅仅是从宏观上进行的“单点”式批评。
茨维坦·托多洛夫曾说：“批评的理想并不是使读者瞠目结舌、自惭形秽和对作者推崇备至的权威性论断。批评家应该意识到，他所进行的对话不过是系列链条中的一个链节，因为作者是为了回答别的作者而写作，并且从这时起，批评家自己也成了作者。”⑦当我们站在对话批评的立场上再次回过头来审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讨论对象，我们常常容易陷入一种在当代的语境之下本应批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中。把“边疆”和“少数民族”这样的明显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限定性词语加在“文学”这一概念之前，“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提法本身在其存在的合理性上存不存在问题呢？毕竟，在我们所观照的“中国文学”的大视域之下，并不存在“边疆”与“中央”的一个过渡地带，在“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也不存在一个中间民族。应该说，今天我们在看似“不合法”的限定性语境中讨论和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边疆”和“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
因此，就目前情势来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写作存在的终极追求应该是在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在文学的叙事中，进一步消解自身的存在，站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高度上，审视自身的创作发展现状，以求真正地融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潮之中。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如此，边疆少数民族书写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批评语境，这个看似矛盾的追求，实质上正是我们讨论民族书写的困境，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① 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潘年英：《民族文学的三个伪命题》，《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9期，第21页。
③ [法]沙尔·巴依：《语言与生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④ 杨玉梅：《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⑤ 宋家宏：《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⑥ 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⑦ [法]维茨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