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日被公认为广西最接地气的新锐作家之一，近年来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小说叙事技巧与语言特色逐渐成熟，主要表现在故事情节由世相中的传奇蜕变到写实；人物的新“跟跟派”形象的塑造；题旨的从揭出病苦，到舔舐伤口；结构艺术的说小事与大格局的安排；以及寓雅于俗的语言技巧。文章对其小说的一些不足也略作点评。
关键词：红日小说；叙事技巧；语言特色
学界称之为“桂西北作家群”的是一个从大石山区走出的作家群体，东西、鬼子、凡一平、黃佩华、黄土路、李约热等可谓杰出代表，而近年来佳作频出的红日是这个群体中实力不俗的新锐作家之一，他从1984年开始了文学创作，中断了一段时间后，于1997年又开始发表作品，此后一发不可收拾，2006年出版了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至今已出版了4个小说集，2部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与《驻村笔记》），约200万字；并先后获得了第二届“金嗓子”广西文学奖、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2016年第七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入围第16届百花文学奖等，《述职报告》则为2015年度百花电子书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红日的不俗表现在小说界引起极大关注，从他的20多个中短篇和两部长篇来看，其小说往往以桂西北乡土与职场为活动中心，赋予人物以时代的特貌；他的叙事策略逐渐淡化了传奇色彩而展示了现实主义的魅力；他在淡淡的乡愁中逐渐显露出了说小事掩饰下的大格局创作趋势；语言个性业已形成。
一、世相中的传奇到写实
红日小说中的乡土与职场的场域特色是较为明显的，常常表现为大石山区的乡村与城镇的连线，乡土情节与职场生活被无奈的纠结在一起，情节结构上形成“乡土——职场——乡土”的循环，既有乡土中频繁的职场介入，也有职场中割不断的乡愁情缘。
在阅读其作品时不难发现，其文本故事的表现是由传奇到写实的嬗变的，由最初的重视小说的故事情节本身的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是在现实与传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红日显然对这种中间路线是不满足的，于是开始转向故事情节所表现的世相中人性不断觉醒的真实性挖掘。具体说来，大致是经历了早期的传奇策略，到2006年前后的摆脱传奇，进而到近年来的向现实主义进军以寻求突破。
红日对“乡土”和“职场”的熟稔程度是惊人的，不管是地方民情风俗，还是生产生活状态；也不管是职场中运转的每个细节，抑或是尘世生活漩涡中人们的内心挣扎，写起来得心应手，在其早期创作中，这些民族、民间、民俗色彩浓重的素材成了传奇式的故事情节，如红日第二个创作期1997年发表的短篇《越过冰层》里插入了七星仙山“我”与道长的一段对话，道长的谶语使“我”得到解脱，情况陡转后的先是被利用，继而反利用，“请君入瓮”，修了一个大“阴功”——一个电台记者主持了正义，不仅骗过了台长，还直逼台长上面的“大哥”；1999年发表的中篇《有种的站出来》故事有点离奇，一个挂职书记为解决瑶族同胞的茅草房改造的问题，被逼无奈竟然想出了制造受灾现场，虚报受灾数据的“歪点子”来；2004年发表的中篇《被叫错名字的人》是一次因为实习医师的低级失误引出来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到2005年发表的中篇《钓鱼》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对于传奇的摆脱，早期的传奇色彩还在，但已明显退出了作品的叙事主策略，传奇只是作为一个环节，一种叙事的辅助手段出现。譬如《钓鱼》中的“石马”情节，传奇色彩明显被削弱了，更接近于写实，略有点突兀的情节被融入到小说中，成为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完全服务于故事的主旨——“形式主义”的批判和“唯实”作风的倡导。
2006年的中篇《说事》，可以视作红日小说叙事的里程碑，传奇色彩被擦掉了，通篇的写实意味强烈，手术刀式的直击人物心灵深处的写法显得咄咄逼人（这一特点在红日以后的创作中得到了发展），人物身上的涂层被一点点剥掉，乡俗“灵前说事”的陌生化手法，结合蒙太奇般的穿插艺术，把现实生活的真相一一呈现出来，这里有钱父的殷殷告诫，有钱平内心的挣扎；也有钱平和其他家人的肮脏和尴尬，更有正义战胜邪恶的心路历程。
讨论红日小说创作上的这一变化，并非纯粹在时间节点上做切割，他在题材选择上一直保持着向着庸常人物的庸常生活的依归，他立足于脚下，立足于现实人生，正如评论家张燕玲所言，“我们能从中听到他们从土地深处长出来的破土的声音”[1]。至开始表现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大气概的“文联三部曲”——《报废》（2011）、《报销》（2012）、《报道》（2014），写实的特征变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将现实的批判与人性的关怀结合起来，这又是一次飞跃，被学界评点的由新写实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回归的在文坛独树一帜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2]可以说是这一飞跃的成功之作。
二、新“跟跟派”形象的塑造
高晓声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类典型形象“跟跟派”，农民李顺大、陈奂生是这类形象的代表，他们背着因袭的重负，怀着对崭新社会的无比热爱和信任，力图跟着时代前行，但现实总是让他们“慢半拍”，想跟上，将跟上，但总跟不上——在他们面前，形势的变化实在太快了。
在红日小说中，也有一类形象，他们没法选择人生的活动空间，或者说他们长期以来（祖祖辈辈）奋斗在被政治生活边缘化的乡村，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也开始走进社会运行的行列，也出现在政治生活的洪流中，但艰难的生存地域或积淀已久的传统文化依然使他们成为“跟跟派”，一种新型的“跟跟派”，他们在社会转型期希望不至于被时代落下，志于跟上“形势”，但他们很难分清这种“形势”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因此，作品中的新型“跟跟派”形象的塑造，既增加了作品的戏剧性色彩，又同时增加了悲剧性色彩。这是红日对于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
这些“跟跟派”大致上来自乡村，他们既保留了昔日的李顺大、陈奂生的一些形象特征，又带有一些新时代的信息。我们来看“英明”（《我的远房叔叔英明》）这一形象，他的噩运是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他父亲不堪折磨悬梁自尽，他也被民兵营长的枪托砸断了腿成了瘸子，而他的女儿被民兵营长的儿子（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有妇之夫）奸污了怀孕了还一直霸占着，“英明”始终逆来顺受，甚至逼着女儿去迎合施暴者，最后拿出老鼠药来威胁女儿，这样极端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名村支书许诺“英明”入党。“英明”的入党愿望并非思想意识的提高，而是对自我命运的救赎，他在周围的环境中，在个人的遭遇里，甚至在亲戚朋友的现实境遇中得到启发，他的家庭是有原罪的，因此他没有话语权（他儿子也被吓哑巴了——一种象征），这是所有噩运的根源，要摆脱它就得忍辱负重，就得往社会上层的体制去“跟”，一个最便捷的途径当然就是“入党”了。这种错误的推论实际上还是归结到人物本身的陈旧理念和困境中挣扎的盲目性。
再看一个本身就在体制内的形象，《报道》中的“老跛”，用作品中对他的介绍就是“一个很有趣味很有思想的人”；他的身份是“村支书”，他有“宽阔的政治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为了村里修一条“扶贫路”可谓殚精竭虑，他不仅献出了唯一的儿子的宝贵生命，还献出了儿子用生命换来的5万块钱补偿金，最后自己也牺牲在了修路工地上。但是他多次努力均告失败，哪怕是先前的扶贫工作队也束手无策，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串数据：“据不完全统计，老黄和老章两人在龙骨村总共吃了两头肥猪、十二只山羊、三百一十七只土雞和六百三十四斤米酒，最后一事无成扬长而去。”甚至是直到“我”通过多次“报道”，上下活动，与“老跛”共同努力，修脱贫路的事才有了眉目。小说有个暴露新“跟跟派”更令人酸楚的细节，“我”在清理“老跛”的遗物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发现了他生前为修路给相关部门领导送礼（行贿）的记录，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单身老跛的家连“家徒四壁”都算不上，是“用油毛毡、炸药箱纸和竹条围成的家”，而“龙骨村没有什么村办企业，没有集体经济”，那么经费的出处就不难想见了。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行贿受贿之风盛行，就有点像《李顺大造屋》中砖厂索要“桁条”一样，“老跛”也去做了，但事没办成。这是一个全新的“跟跟派”形象。
同样的情节出现在《驻村笔记》中，“行贿者”（这词还需请教法律专业的人士才能确定是否准确）临死前委托“我”再去找一下这些“受贿者”，希望他们“不忘初心”。
如果说玖和平（《述职报告》）是一个“跟跟派”就显得有些牵强了，小说已经赋予了他较多的正面形象，他的失败主观因素占了较大成分，并非完全为盲目“跟”形势的缘故，但也不能完全摆脱“跟跟派”的受客观形势和世俗世态的摆布与嘲弄的“宿命”。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玖和平三次“等待”新的任职展开的，第一次主动帮别人“顶罪”，以表现出一种勇于担当的品质，反而让该担责者脱逃，自己新的任职也泡汤了——简直就是一个“傻帽”；第二次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走上层路线”，学会了“以权谋私”拉票，不料因为黎书记的“东窗事发”而“殃及池鱼”，因此事情又黄了；第三次几乎是铁定了的升迁，不料自己顾了“孝道”却忘了法纪，给生命尽头熬不过病痛的母亲服下毒品减轻痛苦，却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连公职也丢了——红日小说人物中较多这种看似情理之中，实在法理之外的言行作派。小说用人物自己的话总结道：“难道我今生今世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吗？难道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吗？[3]”将“零余人”与“跟跟派”做一个某些方面的比较研究，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了。
三、从揭出病苦，到舔舐伤口
鲁迅先生曾经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指出，“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鲁迅先生的目的是在于“揭出病苦”，以吁请更多的有识之士予以关注，共同开出医治病苦的药方；鲁迅先生在有的作品中深刻揭示病症的本质时已经开出了良方，有的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当时则是不能、不愿、不直接，抑或其他原因没有开出药方。
“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关注底层民众的人生困境是一个主要内容，在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有精彩的描写。新时期的新写实主义、先锋派小说等继承了五四的优良传统，生活在社会角落的群体和个体纷纷展示在作品中，他们的嬉笑怒骂，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情感内心，成为了小说中的常态。然而从小说的创作动因到创作实绩来看，较多的启示也大多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红日的作品中也不乏这一主旨。
例如利用丧葬的道场仪式来展示人物官场钻营的低劣与卑鄙（《说事》），剥开尚未铲除乡村“恶霸”的劣性与小农心态的奴性的农村土壤（《我的远房叔叔英明》），还有职场中官与民、官与官、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叫错名字的人》），揭示了缺失了严格约束的领导干部的八小时以外的腐化堕落（《黑夜没人叫我回家》），以及不受子女阻挠而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情感生活变化但又缺乏法制观念的乡民形象（《动弹不得》）。这些作品或给读者以现实社会多层矛盾的了解，或给城乡人生百态画像，或表达对不和谐的、发展不平衡的城乡世相发出焦灼的呐喊。
仔细读来，红日的小说又并非单纯地“揭出病苦”，而是让我们仿佛看到他躲在一个属于自我的角落里舔舐着伤口——狼，是的，是一匹正视伤口，并进行疗救的狼。只是他的疗救的方式可分为“自我”的和“社会”的两种。
在《越过冰层》里，“我”用非常规的方式（利用职务的便利让腐败官员的丑态在电视上曝光）回击了官场中的肮脏交易；《有种的站出来》则用“造假”来对付官僚主义作风；《被叫错名字的人》中的主角则抓住城建局官员的把柄为一位廉洁的老领导“借地”办了丧事，自己被党纪处分；《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的“老潘”跟贪官势力“单打独斗”失败后，回归民间借用家族的力量继续斗，——这些“疗救”都是“自我”的，治标的，有违中医辩证施治的“除根”疗法的。因此这种疗救实际上是在进行“归谬”，是为了将矛盾进一步推向极致，是一种期待触底反弹的无奈作为，是为了吁请更为彻底的社会疗救。
红日的社会疗救在“文联三部曲”中开始显现，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似乎有一个规律，三部曲的名作中大多数都是精彩在第一部，后两部总是被罩在第一部的阴影下）《报废》，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对话阐述了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观点：“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责任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从字面上看，这是指的作家要做的是抚平伤口，要给人生以终极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救治，“抚摸”和“舔舐”是两回事，抚摸只是救治的第一步，是心灵的安慰，是为了减少痛楚（就像《述职报告》中玖和平为了给母亲以临终关怀而使用了毒品）；舔舐则是狼在用唾液里的有效成分既抚摸又医治伤口。大卫·格罗斯曼是凭着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获得了2017年的国际布克奖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纠结在巴以问题上，他试图寻找两个民族的和解之路——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寻找救治的“药方”。他的那段话是因其政治立场遭受到国内右翼分子的强烈攻击，因此回应道：“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5]显然他要辩解的是政治立场是政治家们讨论的问题，作家是要侧重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理念；但这并不能否认人性与道义能完全脱离了政治，解决问题最后还是需要政治理念的介入。只是在作家的创作中，这种政治理念是刻意被淡化、隐晦和遮蔽了的。“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6]”。“认识”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在作品中“表现”。
还是来看《报废》，小说主人公文联新任主席李乃高为了把单位那辆低档得使人尴尬、丢脸的公车换掉，以获得新车的编制，想方设法，用心良苦，但是就是报废不了，出人预料的是一次车祸以后，车子被判定为早就该报废了。小说意在揭露政府体制改革中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和一些相关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李乃高是受害者也是被批判者，他所想的办法要么是打擦边球，要么是违规违纪；表面上显得十分干练、老到，实则是歪点子、瞎折腾，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但人物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在作品中得到了展示。小说在揭出病苦的同时，也在舔舐伤口，我们不难感受到“张检”、交警和两个“老外”都在给李乃高，给社会的消极面开出诊治的药方，不管是从党纪国法，不管是从程序规则，也不管是从公民道义，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销》从故事的叙述策略上似略逊色于《报废》，但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报销》承续了《报废》的借职场中的人和事折射社会现实的意旨，作品中的矛盾在于“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文联看似一个闲散的单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项中心工作无一幸免，办公经费大大超支，文联主席年终被债主逼得几乎是走投无路，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又一次被提出来，随着企业人士和群众组织的介入，大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呈现出来了，伤口被揭开，舔舐的不仅仅是文联主席，还有雷科长、荣厅长；甚至是“公事公办”的王局长、徐部长。
《报道》可以看作是为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做准备，如果要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作家为如何去“真扶贫”开出了一剂良方，小说中的“我”为了突破前人“扶贫”的空手而归，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荆棘丛生的地方“趟”出了一条扶贫路，而“趟”出这条路的居然是两个瘸子（“我”和“老跛”）。《驻村笔记》则是全面地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对于如何“扶真贫”、“真扶贫”进行了严密的剖析，“从作品的正剧色彩来看，从作品从头至尾的对于中心事件的程序和可知与未知的矛盾冲突的较为精确的‘笔记’式的叙述来看，说《驻村笔记》是一部精准扶贫的‘教科书’，我以为也是不为过的。”[2]本人有另文谈及，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四、说小事与大格局
红日被公认为是广西作家群中最接地气的作家之一，其标志性特色就是目光向下，关注最基层最原生态的人群，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和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凡俗人物的情绪秉性，生活遭际，甚至是一颦一笑。
而红日小说的可读与耐读还表现在其所擅长的“说小事与大格局”的处理上。
首先是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在“小事”进程中的多重组合。
人物性格的多重组合不仅仅是为了人物的三维效果，更重要的是便于展开人物之间、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多重矛盾，从而折射出社会的大格局。
譬如《钓鱼》中的两个主角姜静波和麦小丽。同样是党员领导干部，同样是部门一把手（一个正科级，一个正处级），他们是大学同学，还是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夫妻俩。表面上看，姜静波疲疲塌塌，不务正业，业余时间心思全在“钓鱼”上；麦小丽胸有大局，作风凌厉，甚至敢于“大义灭亲”。夫妻俩不仅有性格上、情感上的矛盾，还有公众场合上的矛盾，矛盾爆发在一次双休日的加班开会上，在姜静波看来，这种务虚的会议还是应该少开，任意占用他人合法的休息时间是可以抵制的；而麦小丽认为对于上级的指示必须无条件服从（即使在家里她也是这个做派），在组织纪律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对于姜静波缺席会议去钓鱼大为光火，随之故意点名，并提出要严惩旷会者。尽管最后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了事，但两人的矛盾没有解决。红日的作品中最善于选取这类看似模棱两可的情节，就像是一个辩论赛的筹办者设计的辩题一样，让人物有充分展开辩斗的空间。随后展开的是麦小丽与马市长之间的矛盾，是群众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万岗地质公园”“万岗旅游景区”项目是否上马之争，麦小丽的“以下犯上”，甘冒个人风险坚持正义使矛盾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格局。对于麦小丽的性格特征既是延续，也是升华。姜静波在“钓鱼”中完成了招商引资的大项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有懒散的个性，又在工作中严谨周密，善抓机会，能力超群的一面。小说中还穿插了忠于爱情和忠于家庭的姜静波与宋春丽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麦小丽那讲不清的十万元存折的“红包”，心理刻画更真实具体了，情节更生动了，人物更丰满了，格局也更大了。
在红日的其他中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次是由点及面的场域描写。
在红日的短篇小说中，一年又一年地出现在乡土或职场中的人或事，往往采用了由点及面的叙述策略，日常生活的横截面的直径被拉长了。
就以短篇小说《影子》为例，核心事件是牛宝和杨艳艳的婚事由起至散的过程。在小说里，乡长是杨艳艳的影子，“就像杨艳艳本人的影子一样”，连牛宝的新婚之夜他也要纠缠在一起；牛宝反感、鄙夷这种恶心的关系，转而对朴实的农村姑娘牛鹃产生了好感，向往成为她的影子；牛宝在海军服役时的战友牛刚则甘心情愿成为牛宝的影子，他担心牛宝会在愤怒中做出傻事，他要保护这个战友。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影子关系看成是三个点，这三个点形成了一个面，在这个面上，既有青年的婚恋观，也有基层的反腐问题，还有法制观念（牛宝的危险行为被制止；牛宝以法制为依据终止了与杨艳艳的婚恋关系）等。
而在他的长篇小说（《述职报告》《驻村笔记》）创作中，对官场语境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7]138-141，大格局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五、寓雅于俗的语言技巧
红日小说的语言技巧表现了其作为小说家的素质和影响力，他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寓雅于俗。主要表现在隐喻与象征的运用，精彩的比譬，俗语与民间段子的穿插等。
先说说象征手法。我曾有专文对红日的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中的隱喻话语的建构进行了阐述[7]136-138，其实隐喻是象征的基础，两者间是有交集的，而象征则在隐喻的基础上更进了一层。红日小说中隐喻与象征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小说语言的张力。就比如《车库门》中的开头有一个细节，在会议上作报告的俞平夫面对下属居然“车库没关上门”——裤子的拉链没拉上，小说的最后是俞平夫就死在了自己色欲与官僚作风酿成的惨剧上了。领导干部不严谨地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就要为自己的失范买单，小说开头的细节的象征意义显然不是闲笔。
我们再来看红日作品中频频出现的“道公”形象。这一形象几乎是红日小说中的“常客”，考其意义，是有多重象征意涵的：一是“道公”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宗教职业，是通灵的神职与乡愁的结合体，为穷乡僻壤的民众所接受甚至崇拜，是一种精神依赖的象征。二是小说分别赋予“道公”不同的社会形象，例如《说事》中的“刘叔”是正面形象，他是借“道公”的职业利用乡俗促使党员领导干部钱平进行深刻反省，是一种正义的象征；而《驻村笔记》中从事“道公”行当的村干吴海龙在村干任上，“长期以来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他们白天当干部，夜里做道公”，“道公”职业成了赚钱的工具，象征着原始宗教的蜕变和异化；《老潘》里面的“刘叔”就像是老潘的谋士和导师，又成了智谋的象征。总之红日作品中的“道公”是旁敲侧击式的，并不像田耳的《衣钵》那样去正面描写道士，二者的形象诉求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精彩的比譬。我们常常感叹学者钱钟书的《围城》中令人叫绝的比喻，读红日的小说也颇得其味。这里略举几例：
在《说事》里，钱父生前就察觉钱平“有事”，钱平又不愿向父亲坦白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是在灵堂上，他也不敢直视父亲的遗像，“他不敢面对父亲那双犀利的眼睛，在父亲那双俯瞰的鹰眼下，他是一只落荒而逃的老鼠，无处可藏”，比喻中还有强烈的对比。又如《我的远房叔叔英明》中，浑浑噩噩的英明终于在哥哥的怒骂中醒悟了，痛哭起来，“英明叔叔一哭就没个收场，他的哭声仿佛一盒录好了的磁带。磁带里灌满了英明叔叔一生的坎坷、辛酸和苦难，他需要逐段逐段地播放”。磁带需要借助录放机才能发声，之前的英明在某个年代被剥夺了话语权后就一直是个精神“哑巴”，话语被积攒下来了，这样的比喻绝吧？再如《钓鱼》中描写麦小丽的内心活动时说到：“她厌恶姜静波手中的那根钓竿，姜静波被那根钓竿操纵而颓废而堕落。其实，麦小丽也一直被一根钓竿所操纵，所迷惑，所困扰，最后陷入今天的困境，只是她不明白而已。”通过巧妙的移就和暗喻，暗示了麦小丽已经无意中吞下了马市长所设下的钓饵。这些比譬既通俗又贴切，既自然又巧妙，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红日小说语言的寓雅于俗还表现在民间段子和俗语的运用上。“一个较为突出的叙事技巧，就是大量的寓言式的民间官场段子，这些被作者遴选到作品中的段子，既是时代转型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网络时代平民与官场对接的产物，它的随机性、戏谑性、前卫性、平民性和灵巧性等，是对传统的语境叙述的超越。红日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在不同场合巧妙地运用，从而使官场语境向平民时代回归。[7]140”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然，红日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语言个性并非无懈可击，或者说仍然还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在大叙事上，对素材的提炼还可以做得更好，有的地方略显粗疏、直白或急躁了些。而叙事技巧的“度”还可拿捏得更有分寸些，比如说在《述职报告》中，过多地使用民间段子，就显得有点“滥”。而《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作者也察觉了“啰嗦”的缺点[8]。另外还存在一些可以避免的笔误，例如既是“三部曲”，则在小说的人物承续和情节延伸上有所照应，在《报废》中已经报废了的“羚羊”小车，却在《报销》中又上路了。在《报道》中，刚说完在“老跛”的身份证上了解了他的生日，却为何在祭奠时又说“没有找到一张能当作遗像的照片”，并担心“从此音容难再睹”了，身份证上不是有照片吗？
我是否有点吹毛求疵了，就此打住吧。
参考文献
[1]张燕玲.读者评说红日小说《回来》摘登〔DB/OL〕.红日：讲述基层读者关注的人和事./co ntent/16/0730/ 21/1 3092991_579645358.shtml.2016.07.30.
[2]谭为宜.现实主义回归中的进军与突破〔N〕.文艺报.2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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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搜狐网.搜狐文化：2016年布克奖揭晓：他是作家，不是政治家〔DB/OL〕./a/149382189_119350.2017.06.16.
[6]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02.35.
[7]谭为宜.隐喻话语的建构与官场语境的解构〔J〕.南宁：南方文坛.2018.1.136-141.
[8]红日.说事·再版后記·总算有个交代〔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03.P231.
基金项目
2018年广西文艺评论基地立项研究课题“从大石山区走出的作家群研究”
作者简介
谭为宜，男，湖南茶陵籍，河池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
（作者单位：河池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