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秩序的特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根据外交决策的三个理论模式，即理性选择模式、官僚组织模式和认知_心理模式，分别从外交政策形成的推理过程、组织过程和认知过程探讨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可能对世界秩序特征带来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将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发展道路，它将以自身行为来否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假设。受惠于中国发展好处的各国外交决策参与者将对中国崛起产生出正面的和积极的心理认知，这种认知将作用于外交决策的组织过程，进而推动国际关系互动方式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发展模式转变；科学发展观；建构外交决策；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A849；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52—05
从现实角度看，国际秩序的特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而一国政府对于国际秩序特征的理解和制定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某种理论、思想的支配。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无论立足于哪一种理论视角，都必将是在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会影响中国自身的外交目标和行为，而且还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本文考察不同外交决策理论视角对于本国和他国外交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对于建构和谐世界的特殊意义。
一、国家进行外交决策的理论解读
国际秩序的特征最终是由各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决定的。正如加拿大学者夏尔一菲利普·大卫所说：“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最初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为此，要探讨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需要弄清各国政府是如何理解国际秩序特征，如何感受本国和他国的外交行为，如何制定本国外交政策的。
国际关系学家们遵循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提出的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的分析思路，从宏观(国际体系)、中观(国家和各层次集团)、微观(个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了国家外交决策的依据。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外交决策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三个理论框架，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这三种模式构成了外交决策理论的主体，它们分别探讨了外交政策形成的推理过程、组织过程和认知过程，研究对象分属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和国内各级组织层次以及个人层次。除了这三种理论模式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解释，如前景理论。
理性选择模式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是将国际秩序看做是永恒不变的无政府状态，把国家看做是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外交的任务就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通过有目的的政策争取自身生存环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博弈论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决策分析后，使国家的理性选择更增加了几分科学的成分。决策者通过各种博弈模型的推导，使外交决策更符合理性原则，利益更加优化。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得理性选择理论成为研究外交决策的主流理论，影响也最大，常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是“正式模式”。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是从中观角度，也就是从国家内部的决策方式和决策过程角度探讨外交决策的。这一理论把国家的外交决策方式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小团体决策、组织过程决策和官僚政治决策。多数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和国际危机决策都是由几人和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体决定的，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印度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等。对于绝大多数常规问题和紧急程度较低的非常规问题，通常是在不同组织部门之间进行磋商协调。各国主要的涉外机构如外交部和国防部等部门，承担着重要的决策职能。政府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也都是通过外事部门的工作(诸如信息收集、分类和评估)形成的。除了这些专职部门之外，还有大量的利益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如企业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新闻媒体等)都将加入到国家外交决策过程当中。这些部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工作视角，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在通常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认知心理模式理论认为，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对于研究国际事务以及理解诸如权力、利益这样的核心概念至关重要”，“本质上讲是被认知的”。这种认知体验，既受到客观条件如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经济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又受到主观因素如个人信仰、价值观、个人经历和气质等方面的影响。地缘政治论、帝国主义论以及民主和平论等都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心理认知模式理论的另一个分支是前景理论。它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式对决策者的行为方式进行探讨。理性选择理论的侧重点是应然，也就是着眼于利益最大化进行算计。而前景理论着眼于实然。它的方法不是推理和算计，而是通过试验观察人们的决策选择倾向，并对之进行描述。这一方法揭示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决策者根本无法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选择，而是表现出其他一些决策选择特征。就外交决策而言，前景理论揭示出这样一些现象：(1)决策时，决策者往往更加重视财富(包括利益、名誉、声望等)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决策者是根据参考点来框定政策选择。如果参考点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偏好反转。(2)决策者对于损失和收益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涉及收益时，人们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涉及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3)通常情况下，决策者接受既成或默认的对问题的表述，而不会有意识地改变问题的表述方式，进而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这就是说，在外交决策中存在着对事务现有描述框架的依赖。(4)相对于某种不确定收益来说，决策者赋予确定性收益以更多权重。
从上可见，外交决策的每一种理论视角都有其合理性和缺陷，实际上，各种理论都从某一个独特视角揭示了外交决策的某个侧面，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外交决策规律。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和谐的外交决策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其自身的实力和行为方式对整个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会带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交往方式的变化，同时还会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
知和外交决策，从而推动国际关系互动方式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强调发展，就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统筹兼顾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这些内容的总体特征是突出了和谐性和可持续性。实践科学发展观，将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对外交往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还将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推动世界的和谐：一是有助于世界均势格局的形成；二是有助于改变国家这个“理性人”的特征，进而改变国际体系特征，变元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为和谐相处中的共同发展。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是形成均势。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用意是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稳定的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的强大。而中国的强大有助于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历史事实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冷战时期，美苏均势维护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独霸世界的机会，在短短的十多年之内就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此外还支持一些国家的分裂势力，多次间接挑起局部战争。而中国的强大，则可以弥补苏联解体留下的战略真空。这一点，就连最著名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05年兰德公司在一份给美国国会的证言报告中声称，过去贫弱的中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冲突，中国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不断地向外输出造反思想。“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已经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巴基斯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目前符合西方范本的世界”，“中国对西方不会有文化影响，但将主导贸易和越来越多的财富。然而，中国的金融主导地位不同于西方的军事和政治霸权。中国的主导地位将有望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国家这个“理性人”是同质的，所有国家都按照同样的安全困境逻辑算计和行事。而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它强调和平与和谐，这是一种自我行为约束。它向世界表明，和平的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有利，任何冲突和战争的方式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最高的理性选择。中国不按照安全困境的理论假设看待他国，自身也不追求军事势力的无限扩张。建构和谐世界才是中国的最高目标。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得出了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存在着安全困境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对近数百年历史经验的观察。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伴随着对外侵略和扩张。以往的资本主义文明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和国际关系充满对抗的历史。首先是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大肆征服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当殖民地瓜分完毕，又因资本主义各国间发展不平衡而出现了后起之秀时，就不断爆发争霸战争。欧洲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都充分说明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实力变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际冲突甚至是战争。但这种观察只是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非本质。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观察会发现，这些战争的爆发与其说是实力转换的结果，不如说是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特征的作用结果。
第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府代表的是本国资本集团利益。由于资本竞争是绝对的，这决定了国家间关系也是绝对的竞争关系。尽管不同的国家之间出于某种利益考虑可以与另外一些国家暂时结成联盟而共同对抗更具威胁性的竞争对手，但这种结盟与合作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竞争则是绝对的。
第二，资本竞争规律决定了各国要对劳动力、生产原料以及市场等各种经济要素进行控制和争夺。后起国要想扩大生产规模和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不惜以武力进行领土扩张。于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相互促进，互为依托，形成了军工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军事和工业复合体。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同时也表现为军事竞争和安全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要为德意志民族争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日本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争夺更广阔的资源空间。
第三，为了增加其对外扩展和掠夺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军事扩张和资本扩张的同时，还推行意识形态扩张和文化上的同化宣传教育，这又引发了思想观念和民族认同方面的冲突。
以上因素决定了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能实现世界的和谐。而中国的崛起是在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背景、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下展开的，受上述因素制约的国际关系特征不能证明中国的崛起也必然会引起大国间的冲突。新的条件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可能性。
从外部环境看，进入2l世纪，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是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和民族国家特征变化，也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特
征的变化，和谐因素在不断增加。其一，全球化打破了经济要素的国家壁垒，资本、劳动力、商品和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趋势增强，这使得市场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成为可能。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无需通过战争和领土扩张同样可以得到满足，而且是以代价小得多的方式获得满足。其二，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国际贸易的增加使资本利益呈现出超国家或超民族化趋势。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了分离。国家利益结构不再以领土范围为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错，命运相互关联。这样，国家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单纯竞争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资本势力从过去国际关系的破坏者变成了破坏者与维护者的双重角色。其三，全球性的经济带来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疾病传播等整体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其四，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世界整体技术水平，这为用技术手段解决过去的某些冲突提供了可能。比如与其用战争的手段去争夺石油，不如合作开发其他代替性能源。同时，大国对核武器的掌握，也有效地抑制了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总之，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国家问的作用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变化。
从中国的内部逻辑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的特征：(1)，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对资本利益主要起着管理和引导的作用，国家政权与资本利益是相互脱节的，国家不会为了满足资本利益需求而去发动战争和进行对外掠夺。(2)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目的就是要减少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强度，将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转移到广大消费者一边，缩小社会贫富差异，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持续繁荣。而社会公正的实现不仅会扩大内需，减少对他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还会反过来给外部世界提供稳定的市场和机会，促进国际贸易格局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3)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将减少对石油和其他资源的争夺，同时还会减少环境危害。这些特征必然会降低国家间的对抗烈度，增进世界的和谐。
目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日益遭到唾弃，而代表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北京共识”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这表明，国际体系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转化。
从微观个人心理认知视角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中国发展模式转变，是向其他国家发出的关于中国发展趋向和意图的清晰信号。这一信号可以改变其他国家外交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进而增加其对中国总体战略意图的了解，减少对中国崛起的猜忌，避免因对中国动机的误判而引发冲突。
如何看待和描述中国的崛起实质是话语权的争夺。西方反华势力一直用“威胁论”的基调来描述中国的崛起，中国如果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口号，西方普通民众和决策者就会习惯地按照传统的冷战思维或现实主义理性选择逻辑来认知中国崛起。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向世界表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西方的历史经验不适合于对中国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话语权的强化，人们将逐渐习惯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方式。这种“框架依赖”的改变，将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从前景理论视角看，科学发展观增进世界和谐的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主要是以西方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为参照点。如果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点，中国的崛起将会给整个地球带来数倍的资源和环境负担，会大大加剧各国间冲突的烈度。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否定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参照点。它有助于人们将中国发展模式的前景与西方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区别开来，进而形成外交决策中的偏好反转，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国际体系特征的变化和社会心理认知的变化，必然在中观层次上对各国外交决策参与者的利益认知和决策选择结果产生影响。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通过内部消化和调整的方式而加以消除或改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会渗透到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广大消费者各个层面。这些利益群体与中国的繁荣稳定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样就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各个利益实体问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了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9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讲演时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更充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给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表明，在美国至少已有部分精英集团成员不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威胁。中国经济越是朝着与世无争和与世无害的方向发展，参与各国外交决策团体中主张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力量和声音就会越大。
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在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互动过程中提出和形成的。它是对当今世界性矛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一回应更加符合国际秩序格局的变化要求，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也必定会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中国面向世界的这一回应，本身就是增进世界和谐的举措，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其促进世界和谐的效果必然会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由此带来的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将在三个决策层次上改变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的道路，这一新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性质和互动方式，变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为合作下的共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会渗透到其他国家的各个层面，各国利益集团之间会形成一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宏观层面的这些变化将在微观层面对各国外交决策参与者的心理认知产生影响，在“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环境和中国话语权逐渐强化的作用下，各国外交决策参与者将会逐步形成对中国崛起的正面认知。这种心理认知又将对中观层面的外交决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推动国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总之，科学发展观对于外部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中国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