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程度已经突破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地区间居民收入、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此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为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化解贫富差距悬殊的矛盾，必须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入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合理的收入分配指导理念，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改革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关键词]贫富差距；分配制度；效率与公平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5-0126-03
[作者简介]田 姝，中共沈阳市于洪区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辽宁沈阳110141)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存的主要问题
1 贫富差距的程度已经突破警戒线。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衡量通行两种方法，基尼系数法和五等分法。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是处于比较严重的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o，16，2003年已经升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2007年达到0.469，2008年达到0.486，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五等分法对我国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而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1983年仅为1.82：1，最近5年的收入差距比都超过3：1，2007年达到3.33：1.2008年略有回落，也达到3.31：1。上述差距还没有考虑由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别。
3 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8年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上海与甘肃，农民纯收入比为4.2：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43：1。人均GDP差距最大的上海(人均GDP为65473)与贵州(人均GDP为6742)的差距已接近10倍。从GDP和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看，东部是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
4 行业间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字，从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来看，2008年工资最高的证券业与最低的木材加工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1：1，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十分悬殊且有扩大之势。收入差距适度扩大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但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超过了生产力发展允许的界限，就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收入差距悬殊的危害与影响
1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我国消费的贡献率。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导致了收入较低群体有消费需求没有消费能力，而收入较高群体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需求，这才是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另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镇居民之间、行业之间等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对于少部分高收入者而言，其基本消费已得到满足，目前消费结构正在从发展型向享受型甚至奢侈型转变；而对于一部分乡村及城镇贫困居民而言，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尚待满足。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随收入上升而出现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极其迅猛的，然而我国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以及中低收人人群数量较多，导致消费升级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2 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情况看，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需求必然呈现两个极端：低收入者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则倾向于“高档品”消费。由于“高档品”的生产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技术和较多的资金，而这些技术和资金又远非发展中国家自身所能解决，他们的偏好很可能会导致国内收入的外流。结果，一方面造成本国资金的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因资金缺乏而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市场需求并不大的产业却迅猛发展，造成产业结构脱离国情而过度升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对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过大导致的消费断层以及某些产品过剩和某些产业过长的问题上。城乡居民这种巨大的消费断层。导致高档消费与低档消费难以有效衔接，无法形成相互承接的消费梯度，使得城镇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农村市场转移，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影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
3 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社会风险。在我国高收入阶层中，有少数人的收入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手段获得的，而是通过非法手段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有人把我国的非法收入概括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收入，其中，“红色”收入是利用职权的腐败所得；“黄色”收人为淫秽收入；“蓝色”收入指走私收入；“白色”收入指贩毒收入；“黑色”收入指黑社会团伙的收入。除非法收入外，还有人通过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甚至压低工人工资等不正当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这些人虽然为数极少。但其暴富的现实在社会中引起了相当强的负面示范效应。当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为引发仇富心理和社会安定问题的根源。那些基本生存都面临困境的贫困人口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有些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作出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4 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导致政治风险。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且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人们看不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前景，就可能导致社会对改革失去认同，加大改革的阻力。当前许多不公正、非法以及腐败收人大多与某些政府机构掌握权力的公务人员有关，尽管这只是个别行为，但公众通常会把这种行为归结为政府行为，从而可能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另外，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地区差距的扩大，直接威胁着少数民族与汉族、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人民之间的团结和感情，会弱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也说明，没有一种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群体性贫困或某些群众利益损失过度，还可能引发群体性矛盾
和冲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
1 坚持合理的收入分配指导理念
正确的收入分配理念应该是：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总而言之，即公平与效率并重。首先，在初次分配就要体现公平，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而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分配过程，我国的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涉及的面也广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的。只有注重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才能有效地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其次，再分配也要讲效率，再分配只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降低分配的过程成本，防止因决策失误的公共资源浪费，才能更好地推进公平。
2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由于要素市场不健全，使得各种要素的贡献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加以实现。由于存在着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制度缺位、社会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保护不足等问题，按劳分配在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成为“空中楼阁”，劳动力价值长期处于被资本严重剥夺的境地。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实际上，在现有的分配制度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处于下降趋势。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51.4％下降为2007年的39.7％。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人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表现在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体制外员工，以降低用人成本上。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劳动要素的报酬标准，研究劳动要素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收益比例，然后在政策上使分配向劳动要素倾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
3 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首先，完善税收体系，加强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现代发达国家的税收结构以分级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为主，并辅以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个人所得税按富者多担税，贫者少担或不但税的原则征收，具有合理负担和调节贫富的功能。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更是直接把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作为征收目的。但是，我国的税收结构至今以流转税为主，不具调节贫富的功能，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合理调节。
其次，提高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对低收人群体的无偿援助，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转移支付的对象是低收入的贫困群体，要增加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构建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的转移支付体系。要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建立和健全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再次，鼓励第三次分配。道德分配即“三次分配”缺位也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一二次分配要讲效率与公平，则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要鼓励富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三次分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也有利于消除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不良影响。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推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劳动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策略是提高弱势人口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创造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改变劳动要素在分配过程中的不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教育公平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努力做到教育公平。这要求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其次，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力。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就业的总体形势仍然是比较严峻的，为此，我们要牢固树立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观念，把积极促进就业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把扩大就业、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力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完善政府对就业再就业的扶持政策，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服务职能，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全面提高就业服务水平。
再次，健全公共服务的法制与监管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强执行公务的透明度，防止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获取资源。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总之，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真正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责任编辑 李小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