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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及规避建议

时间:2023-05-24 09:05:04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我国的境外投资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发展相当迅速。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征收、战争、汇兑限制和违约等政治风险也层出不穷。为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维护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利益,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规避措施亟待解决。

【关键词】政治风险;东道国;规避

2012年3月19日,美、英、法等多国部队突然袭击利比亚政府军控制区域,利比亚政变爆发。政变发生前,包括中铁建、中冶、中交建、中建材、中建等在內的多家央企在利比亚都承接有投资项目。由于多数项目的投资开发合同都由卡扎菲政府签署,这些投资合同因此极有可能随着卡扎菲政府的垮台而终止。据初步估计,因该批投资合同终止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数百亿元。事实上,中国跨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只是近些年来中国海外投资损失的冰山一角。造成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经济损失的原因既包括经营、管理、财务、市场等商业风险,也包括政治、政策、法律、社会等非商业性风险。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及规避措施。一、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一)政治风险的定义

政治风险一般存在于跨国投资活动之中,其产生或发生大致与东道国的政治军事事件或政策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有关。政治风险是所有风险中最不可预测和防范的风险,并且一旦发生,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①。(二)我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现状

近期,福布斯中文网发布了《2011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该榜单分析了184个国家和地区,最终评价了177个。其中风险级别为5(最高级别)的国家和地区有37个,大洋洲3个,非洲23个,亚洲10个,南美洲1个。从政局稳定指标来看,最不稳定的国家主要有阿富汗、苏丹、巴基斯坦、朝鲜、民主刚果等;法制环境最差的国家主要有阿富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②从该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家中不发达国家的风险级别最高,而我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又是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因此,对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加以重视,进行对策研究实属必要。(三)政治风险的种类分析

依据政治风险的主导方或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把政治风险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1.征收

是指东道国基于其国家主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别国投资项目的强制没收或国有化。如,2006年委内瑞拉修改风险服务协议和所得税法,致使中国公司在该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

2.战争及政治暴乱

指当东道国发生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或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时,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危及本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对投资项目造成损失。如,2004年6月发生在阿富汗昆都土省的袭击我国公路施工人员事件,造成11名我国工人死亡。

3.汇兑限制

指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造成投资者无法将投资收益兑换为可自由汇兑货币或无法将可自由兑换货币汇出东道国。近年来,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随着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汇兑限制的发生往往没有任何征兆,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掀动大范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汇兑限制不可小觑③。

4.政府违约

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非法违反或者不履行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二、政治风险的产生原因

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其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将政治风险的产生原因大致归为以下几类:(一)中国政府缺乏对海外投资企业的政策支持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表现为对某种特殊政治关系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在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但却缺少一种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撑。以中国与伊朗、安哥拉及苏丹等国的石油投资项目为例,该种投资往往建立在与东道国政府特殊的政治盟友关系基础上。而一旦东道国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这种投资基础将变得极为脆弱。再者,中国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及海外投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方面明显不足。一旦东道国采用政策法律手段,或发生不可控制的政治及社会动荡,我国的海外投资者们将变得毫无保障,这将极重地打击国内境外投资企业的实力及信心,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造成不利的影响④。(二)东道国的政治及社会局势的不稳定性

尽管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全球发展主题,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中,仍存在着导致政治及社会局势动荡的不稳定因素。这类不稳定因素一旦爆发,便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破坏东道国的通讯、运输和生产系统,甚至引发东道国的战争与内乱。而战争与内乱往往会对海外投资项目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三)东道国政策、法规的不稳定性、不连续性

对海外投资企业来说,东道国的有关投资政策及法律常常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或不连续性。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明显,东道国政府会出于政治、社会需要,或保护本国企业的需要,修改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或法律,以实现对本国投资者与别国投资者的区别对待,而这种区别对待往往是对别国投资者不利的。(四)东道国社会中存在的特有意识形态

由于宗教信仰、地域或政党的不同,或出于国家国防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或地区存在着对中国投资者潜在的敌对意识⑤。这种敌对意识又往往是不易察觉的,极为敏感的,如果应对不周,将直接对海外投资项目产生消极影响。三、应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策略

分析了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产生原因,就要从根源下手,有针对性地制定规避各类政治风险的发生。具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提高政治风险的规避成功率:(一)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健全相关政策体系

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及危机处理机制。

在现存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之外,我国还应重视包括海外投资监管及援助在内的法律体系建设,力争使各项法律相互配合,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法律漏洞的存在。另外,我国应尽快制定一套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在发现政治风险的发生可能性后,尽快进行研究评估,及早预测发展趋势并制定有效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二)科学选择拟投资国家及地区

海外投资者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多方面信息,对拟投资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政策法律等多方面条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与评价,科学确定拟投资国家或地区。例如,根据前述福布斯中文网近期发布的《2011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中所列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方计划在上述国家或地区开展投资时,就应充分考虑其可能的政治风险。(三)丰富投资形式

海外投资不应拘泥于一种或几种传统形式,投资企业应注意丰富投资形式。多样化的投资形式包括直接投资、间接投资、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等,政治风险对多样化的投资形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⑥。当政治风险发生时,海外投资企业可以将资金在多种投资形式中进行相互转化,最大程度的规避政治风险,或者降低损失。当然,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不是鼓励投资者盲目拓宽投资面,而是应在充分考虑自身优势与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四)为海外投资项目投保

为项目投保是海外投资企业应对政治风险最典型的方法。政治风险发生时,即便参与投资企业的自身经济实力可以承担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也可以根据事前对投资项目的投保获取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损失代偿,从而实现了政治风险由投资方到保险企业的转移。海外投资方在选择所投保项目险种时,应对自身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对企业目前实际面临的及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都要进行充分的预计,以避免风险实际发生时的损失。海外投资企业应树立主动投保的意识,充分利用投保这一有效手段化解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五)转移政治风险

海外投资者还可以利用合法手段,将全部或者一部分政治风险转移到第三者身上。转移政治风险的方法大致有三类:一是联合其他风险投资实体开展项目投资,或者向东道国的企业出售部分股權。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既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又可以产生风险分摊的效果。其次是联合东道国政府开展项目投资。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避免东道国政府制定有损海外投资方利益的政策或者法律⑦。(六)积极应对政治风险

虽然政治风险对海外投资企业来说是无法控制或无法抗拒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政治风险,在政治风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看到对企业投资的有利面。以社会动荡为例,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动荡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多方对抗势力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同时并存,而对抗方的实力及策略会随着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海外投资方能够把握好时机,在该国家或地区尚处混乱态势时打好一定基础,一旦局势尘埃落定,稳定下来,必将会给投资方带来巨大商业。(七)加快海外投资管理人才培养

相对国内投资业务,开展海外投资业务是一项专业化水平高、知识覆盖面宽的复杂经营活动,这就要求投资业务的决策者、管理者及执行者在较强的管理技能之外,还必须具备国际金融与贸易的专业知识,了解东道国的社会人文、历史政治、政策法律等投资背景。与我国海外投资飞速发展的形势不匹配的是我国跨国投资人才的相对缺乏。为改善我国目前跨国投资人才缺乏的短板,提高海外投资决策与管理的准确度,必须加紧培养高素质的跨国投资复合人才。政府、高校及其他相关组织应尽快制定出该类人才的培养战略,尽快落实战略实施,从而提高海外投资决策的准确度,降低政治风险。四、结语

近年来,包括海外投资在内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稳定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海外投资项目的屡屡损失。如何避免海外投资项目的非商业性损失,应当成为我国政府及各方投资者亟需考虑的问题。笔者亦希望借此文来抛砖引玉,为规避我国海外投资项目所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些许理论建议。

注释:

①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著:《出口信用保险——操作流程与案例》。

②福布斯中文网http:///list/1670。

③宋琳琳.《论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完善》,硕士论文,2007:11。

④刘潇.《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3.4。

⑤徐玲.《非洲国家外资发展趋势与外资投资政策演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⑥Rouwenhorst.K.G,1999Local Return factors and Turnover in Emerging Stock Markets,Journal.Of Finance Nov.54.,pp.14。

⑦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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