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复杂，在他前期和中后期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是不同的，为什么这种态度会发生转变？他与佛道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笔者将以王阳明与佛道态度的变化为主线，粗略探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王阳明；佛教道教；态度；关系
王阳明是一个兼备才识与事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者”，其一生坚守做“圣人”的理想，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体。早年他“遍求百家二氏”，出入于佛道，二氏在他思想中留下深深地烙印，其一生与佛道之间羁绊颇多，关系复杂。
一、早年出入佛道
王阳明早年是十分信奉和推崇佛道的，直到31岁时才“渐悟二氏之非”[1]，是什么使王阳明不惜花费半生精力于佛道之上呢？
社会和家学的影响。明代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三教合一思想盛行。佛教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内地佛教渐弱、边地佛教兴盛的转向特点，明代佛教世俗化、大众化、边地性、包容性的趋势愈加明显。虽然内地佛教逐渐衰落，但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繁荣”[2]，对人们的影响未曾减少。明代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政策宽松，他们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佛道采取既扶持又打击的双重政策。到英宗时期对佛道的政策逐渐放松，开始大肆编辑刊印道教经书，世宗时期出现了像顾鼎臣、夏言、严高、徐阶、袁炜、严钠、李春芳、郭朴等众多的擅长于写青词的“青词宰相”，可见在明代中后期，对道教的尊崇达到顶峰，上行下效，下层百姓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有增无减。在明代“三教合一”的背景下，佛教育道教世俗化、大众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不断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王阳明在这樣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受到佛道文化的影响。王阳明生于书香门第，“在阳明的家世先祖中，王吉、王纲以至父亲王华，以忠贞称著；王祥、王览以至祖父王伦，以孝悌闻名；而更多的则如王彦达、王与准、王杰等人，以胸次洒脱、隐遁避世而自得。[3]”王阳明的祖辈中多为心性淡泊之人，他们追求自由洒脱，怀揣隐逸避世的出世情节，与佛道之间往来颇多。王阳明母亲早逝，父亲早年忙于科举，中举以后在京任职，对王阳明疏于管教，王阳明从小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祖父王伦博学多才，性格洒脱，是一位隐逸之士，祖父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祖父母宠爱王阳明对其管教不严，多任其自由发展，使得王阳明生性洒脱而不受约束。“隐隐流淌在阳明血脉里的，既有追求功名的远大志向，又有原创新说的现实冲动，亦有归隐洒脱的仙家气象……可以说这是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家族文化背景。[4]”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王阳明对隐逸自由生活十分向往，而佛道隐逸洒脱、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无疑极大地吸引着王阳明，使得王阳明隐逸避世、遁入山林的想法越加强烈。“夜拥苍厓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一卧禅房隔岁心，五峰烟月听猿吟”[5]。“岩头金佛国，树杪请仙家。仿佛闻笙鹤，青天落绛霞”[6]。“灵峭九万丈，参差生晓寒。仙人招我去，挥手青云端”[7]。道家的豪迈洒脱，听禅参佛的隐逸出世情怀，无一不表现出王阳明对佛道生活情调和精神旨趣的追求。王阳明的隐逸情结中包含的并非佛道归隐山林、全然出世的状态，而是暂时的归隐，调整身心，随时听候君王调遣，为国效力。
因身体原因沉迷于佛道养生之术。王阳明从一出生就与佛道有解不开的渊源，“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先生五岁不言。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8]。这种富有神话色彩的记载直接反映出王阳明与佛道渊源。王阳明身患肺病，最终因此病而亡。王阳明早年不停地向佛道学习养生之术。“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9]王阳明对佛道养生之术竟然迷恋到连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都给忘了。有学者认为这与当地新婚夫妇参拜佛道的习俗有关，或者这是王阳明对包办婚姻的无声抵抗，当然，这些观点是极有可能的，毕竟王阳明生性洒脱、自在，对能约束他自由的婚姻的抵触也不无可能。王阳明早年“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10]。在古代医疗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肺病通常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佛道养生之术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达官贵人或帝王将相多通过二氏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王阳明常年受肺病困扰，在病痛的困扰下使得王阳明想以佛道养生之术来调养身体，减缓病痛也不无可能。“既后心不自己，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11]。“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2]。“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13]。他多次提及自己旧疾复发，在病痛的折磨之下需要佛道养生之术来调养。一副孱弱多病的身躯在其早年追求事功的过程中多次因身体原因而请假回乡养病，无疑成为王阳明追求功业的仕途中的一种阻碍，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促使王阳明出入佛道以求养生之法的想法愈加强烈，甚至萌生出世的念头。
求圣学不得而涉足佛道。我国自古就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王阳明早年学习儒家圣学而不得入，于是泛滥词章，遍求百家，后沉溺于二氏，“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14]。“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觉得二氏之学比之吾儒反觉径捷，遂欣然去究意其说”[15]。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王阳明因儒家文化博大高深不得入而备受打击，于是将目光转向其它文化学说，在接触佛道的过程中发觉佛道文化与儒学相比更为简单，遂放情于学习佛道。王阳明一生都在追求功业，然而追求仕途、建立功业的路途并不平坦，也非一帆风顺。王阳明怀揣为国为民、救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和远大志向，然而朝堂之上奸险之徒一再阻拦，使得王阳明一腔热血无法施展。王阳明并非天生圣人，凡人之躯的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下，也可能产生退缩的心理，壮志难酬的无奈和沮丧使王阳明不得不去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依托，摆脱精神上的苦闷。佛道淡泊名利、无欲洒脱的精神追求对此刻的阳明而言无疑有着极大地吸引力。“青年阳明正是在求圣学不得入门，一再地面临严重的思想危机的情况下转而投入到对老、释的钻研之中去的，这实际上是王阳明在为寻找自己新的思想方向而进行的艰苦探索”[16]。
二、晚年对佛道的批判和借鉴
弘治十五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对佛道文化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批判二氏之非，但早年长期出入佛道，其深受二氏影响，以至于中后期在批判佛道之时也借鉴二氏之法。
“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17]。王阳明在贵阳的三年，意识到儒家学说的简易广大，发现佛道与儒家相出入，开始为自己浪费在佛道上的30年精力感到惋惜。儒家崇尚经世致用，致力于救济天下苍生，其学说不曾脱离事物。反觀“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18]。他意识到佛道抛弃伦常物理，并只在心上做思考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于是他劝回了坐关三年，不视不语的、抛弃父母亲人的禅僧。“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19]。佛道尽绝事物，容易使人陷入空虚无用的境地，这种学问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20]。佛道只注重自身本体的修炼，对身外之物则“一切都不管”，当在寻常日用中运用时则错漏诸多，更何况是在“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21]的乱世呢，所以二氏之学不能用于治理天下。再者，王阳明起初出入佛道学习养生之术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肺病带来的疼痛，然而并没有效果，仍然“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22]。致使其越加质疑二氏，对佛道的批判更加激烈。
王阳明批判佛道的同时在教育实践中对佛道也有借鉴。佛教主张“静坐”冥想，全在心上做功夫，以致实现顿悟。王阳明在他教学实践中借鉴了佛教的这一方法，不过王阳明的“静坐”不是佛教的“静坐”冥想，而是要求学生通过静坐的方式来收敛心性。“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23]。王阳明认为学生为学初时往往心神不定，思虑过多，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做学问，于是借鉴佛教“静坐”方法来让学生静心反省。然而王阳明也认识到佛教“静坐”容易使人陷入空虚的弊端，于是在让学生静坐收心的同时也教学生省察克治之功，避免学生陷入空虚无用的处境。王阳明推崇佛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追求。在王阳明的教学过程中，尤其尊重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儿童天性乐嬉游而惮拘谨，王阳明认为顺性导之，儿童则会如春天的草木一样茁壮成长，反之则会越加枯萎，所以要采用适合儿童天性的教学方式。教授儿童知识的时候不可盲目传授，要“随其分限所及”[24]，根据儿童的年龄和实际承受能力来教学，“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25]。适当传授知识，学生才有吸收消化的余地，过度传授，学生无法完全消化还会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这样只会适得其反。王阳明还主张根据学生的性格特征因材施教，狂者在狂处成就他，狷者在狷处成就他，以此方能真正的培养人才。
三、小结
纵观王阳明对佛道的态度，无论是前期的推崇还是中后期的批判与借鉴，笔者认为他与佛道的关系或许可以用“二氏之用，皆我之用”[26]来概括。前期因身体原因不得已向佛道学习养生之术，以求减缓自身病痛；在不平坦的仕途道路上，济世救民的满腔热情无法施展，远大抱负无法实现，在面临多次的精神打击下，王阳明以佛道来治愈受创的心灵，寻找精神上的依托。中后期发现养生之术对个人病情并无作用，加之与儒学相比，佛道空虚不实的弊端更加明显。佛道思想在政局不稳的时代背景下不可用于治理天下，也不能实现王阳明的政治抱负。总的来说他是“拿儒家的基本思想、基本价值作为审视佛教的坐标”[27]。以儒学的标准来对佛道进行批判，“佛教是阳明用于诠释、论证儒家思想的工具”[28]。当然王阳明对佛道文化并非完全的是利用，他也有发自内心的对佛道文化的喜爱，他创立的阳明心学“是整个明代三教合流、佛儒交融的文化缩影”[29]，是在“为我所用”的条件下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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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榕（1992年—），女，汉族，重庆人，历史学硕士，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