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侨易”现象，学者叶隽进行了如下定义：“我们强调其应是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后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①另一方面，在其《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叶隽亦强调了“制度”在人类文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在文明结构中，文化居于最高端，其与制度间是直接关系，与物器则隔着一层了；但我们也不妨用三角形的关系来视之，就是每两者之间都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②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提出“制度侨易”的概念——以某种制度作为主体的侨易现象。在叶隽看来，侨易观念的核心在于“其对‘变’与‘常’二者关系的处理，因为这简单的两个汉字，实际上包含了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的基本运作现象背后的规律，即‘变化’与‘不变’，虽然貌似过于简约，但却是‘极简明而道中庸’，因万变不离其宗也”。③由此出发可以认为，“变化”与“不变”亦应当是任何一种“制度侨易”现象所固有的两个维度。本文尝试从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丁· 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小说《金镜》出发，通过凸显这部小说所关联的跨文化语境下“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化”与“不变”之维度，为“制度侨易”的理论概念提供文学世界与历史现实中的例证。
一、 制度侨易之“变”：《金镜》、“亲耕”与重农主义思想
在维兰德所生活和创作的大部分年代里，“开明专制”（der Aufgeklrte Absolutismus）改革一直是欧洲范围内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而维兰德对于其时代的政治状况也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政治关切和观点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文学创作当中。在这方面，小说《金镜》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金镜》全名《金镜或谢西安的国王们——一部译自谢西安文的真实历史》（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nige von Scheschian. Eine wahre Geschichte aus dem Scheschianischen übersetzt），初版于1772年；第二版出版于1794年，并增添了新的结尾。有研究认为，如果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时间上的分界点，则小说《金镜》是维兰德进行政治性写作的前期阶段（17581789）当中规模最大的一部政治性作品。Oskar Vogt， Vorwort， in： Ders.： Der goldene Spiegel“ und Wielands politische Ansichten， Berlin 1904， S. VIIX， hier： S. IX.
关于小说《金镜》所体现的维兰德对于欧洲君主“开明专制”改革的立场和观点，迄今的研究中已多有表述。较早的研究便已通过“作家生平结合小说思想内涵”的路径来探讨《金镜》与“开明专制”的关系，并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即认为维兰德创作《金镜》原本出于想在维也纳（Wien）谋求大学教职的实际意图，③④⑤Oskar Vogt， Der goldene Spiegel“ und Wielands politische Ansichten， S. 1； S. 5； S. 2； S. 13.且这部小说的被赏识，使维兰德最终获得了魏玛（Weimar）宫廷教师的职位；③而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的“开明专制”改革实际成为维兰德创作《金镜》的重要现实题材基础，尤其是小说人物——“谢西安国”君主梯方（Tifan）在小说中的施政措施基本以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为原型；④总体来说，小说《金镜》表达了对于约瑟夫二世改革努力的一种“致敬”的姿态。⑤另一方面，与传统研究着重分析《金镜》的思想内涵、提炼作者立场观点的倾向不同，较为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这部小说的文学形式，强调文学形式（如叙事结构、体裁特点等）与思想内涵在《金镜》当中的有机结合，并由此突出小说在表现立场观点方面潜在的反讽意味以及小说思想的含混与多义等特点。如有的研究即指出：“如果想要从整体上勾勒出这部小说的（以及最终是作者的）立场，则必须始终顾及维兰德的文学性建构中的反讽式表达……梯方的理想国家形式亦处于这一反讽式表达当中。”⑦⑧Bernhard Budde， Aufklrung als Dialog： Wielands Antithetische Prosa， Tübingen 2000， S. 171； S. 163； S. 212213.也正是该研究将《金镜》概括为“一部寻找、尝试和怀疑的书”，⑦而非意在展现作者某种特定的思想立场；该研究亦认为，小说本身并没有体现出对于“开明专制”的坚决支持。⑧
邓深：制度侨易的“变”与“常”小说《金镜》描述谢西安国君主梯方施政措施的部分有一段这样的话：“每年他[指梯方——本文作者注]都会在初春的某天亲自栽种一棵树并耕种一块土地，以公开表示：农民阶层作为整个市民社会真正的基础，是尤其值得尊敬的；而他们[指谢西安国农民——本文作者注]也由此享有如下的荣誉，即君主本人亦从事他们的行业。”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und andere politische Dichtungen. Nach dem Text der Ausgaben letzter Hand und der historischkritischen AkademieAusgabe. Anmerkungen und Nachwort von Herbert Jaumann， München 1979， S. 275. 加着重号的文字为原文字母间距离加宽以示着重处， 以下不再专门注出。可以认为，维兰德的此段描写，实际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礼仪——皇帝的“亲耕”之间存在渊源。就维兰德得知中国皇帝“亲耕”礼仪的知识来源，在这里可以推断，很有可能是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撰写并于1735年开始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这部著作被视为十八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汇编之一，Willy R. Berge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rung， Kln 1990， S. 49； S. 81； S. 81.并在小说《金镜》当中多次被直接提及，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Der goldne Spiegel und andere politische Dichtungen， S. 120， 124， 204.由此亦很可能是维兰德创作《金镜》时关于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杜赫德曾在《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二册当中详细描述过中国皇帝的“亲耕”仪式。“亲耕”仪式也在十八世纪为许多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所知晓，如伏尔泰（Frano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而真正促成“亲耕”仪式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被付诸实践的，则是法国重农主义（Physiokratismus）思想的代表人物魁奈（Franois Quesnay，1694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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