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是对国际制度变迁动力理论的归纳性综述。在界定国际制度及变迁之后，重点归纳了霸权稳定论、动力机制论、相互依存论、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对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做出的论述。最后对是初步的总结与思考。
[关键词]制度变迁；动力；综述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9 — 0115 — 03
在我们观察国际制度时，有两类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有的国际制度保持相对稳定，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在功能、效能甚至形式上不断消亡；二是既存的一些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主题、功能在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用“国际制度变迁”来概括上述两类现象的话，那么紧接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际制度保持稳定，而有的国际制度却不断发生变迁？其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一、国际制度变迁的概念
所谓国际制度，指的是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范、制约行为体活动，帮助行为体期望值趋同。〔1〕按照这个定义，国际制度包括三种形式：国际组织、国际体制与国际惯例。国际制度的研究路径分为三个流派：基于利益的理论、基于权力的理论与基于知识的理论。与此相对应，我国学者将国际制度的研究分为三个学派：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新自由制度理论与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上述国际制度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重要”与“国际制度如何重要”。虽然这些理论在演进过程中也都涉及到国际制度的变迁问题，但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而言，制度变迁的问题仍属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边缘议程。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不同领域，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国际制度变迁”范式难免不让人抱有疑虑，但随着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组织（如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自主性的提升，以国际制度变迁为因变量的研究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议题。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变迁是一个历时性现象，制度的变迁对国家创建或者国际制度选择必定会产生影响。
早期的国际制度研究主要关注国际机制。奥兰·扬认为国际机制在自身内部动力与外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作用下，会经历持续不断的转化。“转化”指的是国际机制的权利与规则结构、社会选择机制的特性以及其遵守机制的本质发生重大变更。〔2〕唐纳德·普哈拉与雷蒙·霍普金斯认为国际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保留规范同时变更原则；另一种是既推翻规范也变更原则。前者被称之为“演化性变迁”，后者被称之为“革命性变迁”。〔3〕约翰·鲁迪的观点比大多数人的看法更加细致入微。他认为国际机制变迁包括规则与程序（体制的工具性部分）变迁与原则和准则（体制的规范体系）变迁，并且二者在外部权力结构变化时并不一定会发生共变。〔4〕上述定义把国际制度的变迁看作是制度内规则、原则、规范、决策程序等“质”的变迁，但国际制度变迁也涉及“量”的变迁。在国际社会，一些国际制度生成、衰落、消失，但还有一些国际制度生成、生长、发展。〔5〕
霍尔斯蒂认为国际制度的变迁形式和程度多样。国际制度的变迁与国际社会的情势或者形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增加一些新的元素或者减少某些元素，但并未实现新旧交替。对一些国际制度来说，在其功能未变的情况下，扩展了活动的范围、数量；并且规则更加复杂化，形式更加多样化。国际制度在量变积累之后，产生质变。但是，制度转变并非是无源之水，新的制度形式来源于旧制度。也就是说，新制度可能会部分地代替旧制度，但一定会保留旧制度的剩余物，继承旧制度的遗产。其次，国际制度的变迁还包括制度反转与制度废止。反转，指的是制度变迁没有按照设想的路径前行，或者退回到更加原始的形式；废止意味着模式化的行为、惯例、规范、规则已经过时，制度被最终废止。〔6〕
二、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
（一）霸权稳定论
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者把国际制度作为权力的“附带现象”。因此，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国际制度就会发生相应的变迁。霸权稳定论是制度变迁结构性解释的典型，最早由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最后经吉尔平发展完善。所谓霸权，就是指国际权力结构中单一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按照基欧汉的归纳，霸权稳定论的两个中心观点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作为国际秩序的元素，国际制度的形成要依赖霸权国的存在；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持续存在。〔7〕霸权稳定论把机制的创建、维持与霸权国的存在联系在一起，那么霸权的衰落就会导致机制的削弱，这样本来用于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理论就被用于国际机制的分析。
（二）“内部冲突”与“权力结构”论
奥兰·扬认为一些国际机制本身存在“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是机制核心要素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往往导致机制的失灵，机制变革的压力也随之上升。其次，机制矛盾也展示出不断发展的特性，随着时间不断加深，矛盾最终成为机制的常态。这种“内部矛盾”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是相似的。除了唯物辩证法之外，动态平衡模型也可用来分析这种矛盾。制度动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随着主导行为体在国际机制中的有效权力的衰落，国际机制将很难生存。这种看法与霸权稳定论一致。国际机制事关参与者切身利益，权势国家会竭尽所能施加压力，以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达成“宪法性”的契约或者进行合法性的谈判。因此，国际结构中权力的转移，有时可能是缓慢地而非突然地反应到制度变迁中来。除此之外，奥兰·扬也认为国际机制经常地成为外部力量影响下的“受害者”。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类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会侵蚀机制基本的元素，比如自然界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扩散；同时，一个国际制度的变迁有时会促使其它国际制度的变革。〔2〕
（三）相互依存论对机制变迁的解释
基欧汉与奈主张应该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来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它提出了四种解释模式〔8〕：（1）经济过程解释模式。在相互依存论看来，完全的经济竞争是不存在的，经济过程必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按照这种模式，国际机制变迁的前提条件是：技术变革与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将使现存的国际机制过时；政府要对国内民众提高生活福利的政治要求做出反应；跨国性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将促使政府改变或者重建国际制度，已恢复其效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变迁将是对跨国经济活动规模扩张与形式变化的反应。（2）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相互依存论质疑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分配与机制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实主义观点只能部分解释国际机制变迁。一个完整的权力解释模式还应加入三个因素：首先，对军事侵略威胁认识的变化；其次，美国与其贸易、投资伙伴之间相对权力的变化；第三，欧洲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变化。（3）问题结构解释模式。该模式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不同的问题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而这些政治结构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国际经济、军事力量总体分布状况。这就意味着，在某一问题领域内的权力资源在被用于其它问题领域时就会失去部分或者全部效力。不同的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政治过程和制度，各个问题领域难以照常、有效地联系起来。即便各国试图将问题领域联系起来，但联系战略难以成功。现有机制的收益与心怀不满的国家对新规则结果的预期差生差距，一旦国家在现行规则之下的影响力与其改变规则的权力资源存在不一致，急剧的制度变迁变化发生。（4）国际组织解释模式。这种模式假设：一系列网络、规则与机构的建立，将难以清除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一旦与既有的网络或者制度中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即便是具备超强能力的国家也并不能随心所愿。国际组织解释模式实质上是强调国际组织的政治进程对国际机制变迁的影响，但它有理论限度——只适用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情形。
对于以上四种解释模式，相互依存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完美地解释这个世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分析中，必须使用综合解释方法。〔8〕
（四）认知主义的解释
以上三种对国际制度变迁的解释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假设之上，而认知主义则是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认知主义认为，行为者的利益或者偏好并非是既定的，行为者头脑中的知识可以塑造其行为与预期；国家不仅追求财富与权力，同时也极力想减少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以便在不熟悉的条件下做出明智选择；国家主体间共享的意义对国际机制的形成和绩效有着重要作用。〔9〕认知主义主要强调观念、学习、共有知识以及认知共同体对国家行为的影响。〔9〕针对国际制度的变迁，认知主义者认为，正是共有的知识塑造了国际制度，那么一旦这些“共有知识”发生变化，国际制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这其中，认知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哈斯把“认知共同体”定义为：基于知识的科学家共同体的联系网络，这些科学家在他们专业领域对政策相关的知识拥有权威性的解释。认知共同体对特定问题怀有共有理解，并对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抱有相同的认知与偏好。这种跨越边界的专家网络在决策者对情势高度不确定时便可发挥政策协调的作用。具体来说，认知共同体对国际制度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过程中——政策创新、政策扩散、政策选择与政策维持。〔9〕雷蒙·霍普金斯通过国际食品援助机制的历史回顾，发现关于食品援助的共识在不断演化，这些有关“专用”食品标准、食品分配的标准、食品运输的方式、食品分配方式的共有知识发生变化，就会要求有新的机制惯例，那么制度改革便会被提上日程。这其中，认知共同体在政府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10〕
（五）建构主义的解释
冷战后，建构主义迅速崛起，其中在理论上走“中间道路”的温特成为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建构主义的理论逻辑是：（1）国际结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其最根本的因素是行为体在特定环境中所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即共有知识；（2）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既定的，国家身份是由结构建构的，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国家身份确定国家利益。（3）国家与国际结构之间的关系双向的，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共有观念，即国际结构；而国际结构建构国家身份与利益。〔11〕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有实现内部平衡与和谐的倾向，一旦国际制度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其余部分迟早也会发生变迁。行为者的实践活动与互动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互动重塑行为者的身份，使行为者重新界定自己利益。国家行为体可能抱着自私的动机来创建制度，但随着合作性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以及长时间合作，行为体取得更多的集体认同——这是一个通过互惠的扩散与承担成本意愿的增强来阻止“搭便车”行为的过程。这种集体认同便会推动制度变迁。比如，温特认为冷战后的欧洲不会重回到权力平衡的时代，因为数十年美欧之间的合作使西欧正在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那么曾经作为制衡苏东集团工具的北约也会经历转型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2〕
三、结语
本文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制度变迁动因的相关阐释。这些理论阐释实际上遵循了两条路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前者重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者的理性计算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后者重视社会实践以及制度的自我演化。这两种分析方法都部分地解释了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因此，要想完整的把握制度变迁的动力必须寻求两种解释方法的综合。
探析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对国际制度设计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国际制度设计是国际制度研究的新纲领，它主要解决国家间合作所面临的制度形式选择的难题。〔12〕目前的国际制度设计研究仍然遵照理性主义的路径，它认为理性的制度设计可以为解决国际社会出现的不同问题提供不同形式的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困境提供答案。制度设计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步骤，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有一部分制度是国家设计的人造制度，如国联、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而另一部分是经过演化而来的自发制度，比如主权制度、外交惯例等。这就说明，除了理性设计之外，国际社会中也有大量的自发秩序。换句话说，国际制度的变迁也可能遵守自发演进的逻辑。因此，如果将国际制度的设计与国际制度变迁的规律相结合的话，制度设计就更能实现其预期效用。
〔参 考 文 献〕
〔1〕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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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nald J.Puchala、Raymond F.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1982），pp.249-250.
〔4〕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36，Issue2，（Spring 1982），pp.384.
〔5〕Cheryl Shanks，HaroldK.Jacobson，JeffreyH.Kaplan.Inertia？and？change？in？the？constellationof？international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1981-1992〔J〕.？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4（Autumn，1996）， pp.593-627.
〔6〕 K.J.Holst. Taming the Sovereign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18.
〔7〕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0.
〔8〕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9-61.
〔9〕 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0-141.
〔10〕 Raymond F.Hopkin.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Aid Regime：The Role of Consensual Knowledge〔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1992），pp.225-164.
〔11〕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27.
〔12〕 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理论模式与案例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8.
〔责任编辑：陈玉荣〕
